摩利支天像的流变折射佛教信仰变迁
摩利支天,又名摩利支天菩萨,是护卫佛教的诸天之一,其信仰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唐宋皇室的推崇,并东传至日本。元明时期,摩利支天的影响进一步拓展,进入道教神祇系统,成为佛道融合的有趣例证。考察摩利支天图像的流变,将为我们管窥佛教信仰与世俗社会的互动提供切入点。
唐以前的摩利支天信仰与图像
摩利支天原本是印度古代婆罗门教中的神祇,其名号早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已经出现,是创造神大梵天的七子之一。佛教在形成时就兼容并蓄地吸收婆罗门教等其他宗教的神祇,将其改造为护法诸天。梵天之子由此进入佛教,但为何演化为女神,无法考证。汉传佛教中的摩利支天信仰始自南北朝时期汉译“摩利支天经”的出现,唐、宋均有新译本问世,推动了摩利支天信仰和图像的发展。
南梁时期翻译的《佛说摩利支天陀罗尼咒经》是“摩利支天经”多个译本中最早、最简洁的版本,影响深远,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均以之为底本。经中描述摩利支天常行日月前。更重要的是,据载,摩利支天具备隐身这一神通,信徒在遭遇灾难时念摩利支天咒,能隐身免厄,保其平安,这是摩利支天信仰在中国流行的关键原因。中国现存最早的摩利支天像出自敦煌。
敦煌所藏摩利支天画像之间存在差异
据张小刚统计,唐宋时期敦煌共有七件摩利支天画像,其中四件纸画出自藏经洞,即ch.00211、mg.17693、eo.3566和p.3999,另有壁画三幅,分别位于莫高窟第8窟和榆林窟第36窟。除p.3999之外的六件摩利支天像均创作于唐五代时期。以ch.00211(图一)为例,摩利支天头戴凤冠,脸颊额头贴花,身披天衣,裙袂飘飘,左手执扇,右手立掌,俨然一副尊贵天女的形象。摩利支天左右各有一捧盘仕女,三人站立云头,四周紫气升腾。天神身后的青山碧野前升起一轮红日,日轮中金乌展翅,日轮射出一道道红光,与摩利支天头光上腾起的火焰交相辉映。这一形象来自唐代阿地瞿多和不空翻译摩利支天经中描绘的“执扇天女形”。同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纸画p.3999(图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摩利支天形象。一改富贵端庄的天女形,该卷描绘了一位三头八臂的女“战神”:戴无忧树花鬘,上方顶宝塔,塔前无忧树枝下有七佛;三面三眼,正面善相微笑,左面猪相忿怒,右面圆润,可惜面目不清;八臂中左手执流、弓、无忧树枝及线,右手执金刚杵、箭、钩及针;双脚分开呈舞踏姿,脚底踩莲;莲台下有七猪驾车,猪车中间的圆轮中有一手托日月的罗睺;摩利支天上下左右四方各有一猪面四臂、手持金刚杵和无忧树枝、立如舞踏、身形略小的菩萨像。根据莫高窟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张小刚推断p.3999创作于“十至十一世纪”,这一与前代图像毫无关联的摩利支天像与北宋天息灾新译的《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p.3999与印度波罗王朝十世纪的摩利支天像十分相似,且摩利支天和四方菩萨下肢的“舞踏”姿势体现出明显的外来“血统”,因此,相较于佛经文字,p.3999的创作依据可能更为直接——来自印度的图像。从印度到中国,路途艰险,具备消灾免厄神力的摩利支天像是传法僧的最佳“旅行伴侣”。天息灾到达汴京之前,曾在敦煌滞留数月,他随身携带的摩利支天像可能正是敦煌梵像的来源。
宋代皇室助推摩利支天信仰传入四川
最引人注目的是宋代摩利支天像,它位于重庆大足北山佛湾第130窟。在该像中,三头八臂的摩利支天站立猪车上,头戴花鬘,璎珞天衣,装饰极尽繁复。头上顶塔,内有结跏趺坐毗卢佛,塔上毫光生出无忧花枝沿窟顶蜿蜒,如入仙境。八臂持法轮、宝剑、弓箭、盾牌、长戟,在胸前作印。摩利支天左右立有八位威风凛凛、各持法器的多头多臂金刚力士,八大金刚的配置不见于佛经,是工匠强化摩利支天的“战神”形象的神来之笔。
据考证,摩利支天像在大足的出现与北山石刻的重要赞助人冯楫有关。学者陈玉女认为,摩利支天信仰的流行得力于唐宋皇室的推崇,尤其在唐安史之乱之后以及宋皇室南渡两个时期,摩利支天因其消灾解难避兵祸的法力成为皇室成员的护身神。宋代供奉摩利支天的皇室成员首推隆祐太后。靖康之变后,在叛军和金兵的接连追杀中,隆祐太后从开封南渡至南京,又逃至江西,最后在杭州安定下来。南渡之前,太后求得摩利支天像以护身,一路历险最终幸免,感恩其冥护之德,太后在西湖畔天竺寺塑像供奉。在朝为官的四川人冯楫与隆祐太后多有交往,或许正是受到隆祐太后的影响,冯楫将摩利支天信仰与造像带到了四川。
道教斗姆与摩利支天存在密切关系
元明之际,道教出现了一位新的星神——斗姆元君,即众星之母。道经记述斗姆于池中化生金莲九苞,即北斗九星(北斗七星加辅星、弼星)。宫观多设有元辰殿、斗姆宫,供奉斗姆。斗姆四面八臂,每面三眼,八臂各持法器,脚下围绕七只小猪,形象与摩利支天并无二致。据牟海芳考证,摩利支天以“斗姆”身份进入道家神系的桥梁是其脚下的七猪。在上古文献中,“猪”代表的方位为北方,唐人常常以猪象征北斗,北斗七星与摩利支天所驾七猪车相合,摩利支天由是成为众星之母。在明代的地方文献中,“斗姥”、“摩利支天菩萨”、“天后”同指一神,明确点出斗姆与摩利支天的密切关系。
此外,唐五代天女形的摩利支天像在敦煌之外还有相当数量保存在日本寺院收藏的唐本佛经中,在《大正藏》图像部中可以见到。9世纪,摩利支天作为真言宗、天台宗的神祇来到日本。摩利支天具有隐形的神通,因而受到武士阶层的推崇,被奉为武士守护神,据说德川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就随身携带一尊摩利支天像。进入江户时代之后,武士阶层逐渐没落,摩利支天的身份也随之变化,与辩才天、大黑天一起组成守护财富的“三天”,进入商人的神龛。
综上,从印度到中国、日本,摩利支天的身份、形象应人们的信仰需求而变,体现出佛教应对世俗社会变迁的灵活性。这种内在的与时俱进精神,与持续不断的造像活动一起,构成佛教扎根于民间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