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型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与世界任何的文明古国相比，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千多年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执政民族的变迁而使“中华文明”产生过文化断层。这还得感谢秦始皇两千多年前所实施的“文字、货币、度量衡、道路”统一政策，才使得中国文化很早便形成了一个消化性极强的“复合性文化功能”。可以将它比作发面蒸馒头一样，一开始外来文化恰似“发酵粉”、“酵子”而独立存在。当整个面团发酵后，再看就只见发面而不见“酵子”了。中国民乐里的胡琴、羌笛、唢呐都是最好的例子，原来是外来的东西，但最后都成为最地道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艺术也是如此。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诞生，相当于中国周代的周敬王二十年至二十八年之间，然而到了孔雀王朝建立已是公元前324年，到大力推广佛教文化的阿育王继位时已是公元前273年。阿育王派高僧分数路往各国宣扬佛法，广泛弘扬佛教，也就是俗称的“八王分舍利”。汉传、藏（蒙）传、南传三大支系使得印度佛教国际化了，这时佛教在印度已经发展了200多年。

佛教从秦、西汉时已零星地传入中国，否则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不会突然一下子变得那么普及。如在《历代三宝纪》、《法苑珠林》、《佛祖统纪》之中，都有关于西域僧人室利房等18人携带佛经来到秦都咸阳的记载。然而更为广泛被学术界认可的还是“汉明求法、白马驮经”之说。而未发现秦代的佛经，这可能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关。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12年，在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而公元前2年便有大月氏国使者尹存来洛阳口授《浮屠经》。这个大月氏国最早是生活在高昌（现今中国甘肃的敦煌和新疆一带）的骑马民族，因被匈奴用武力压缩了其生存空间，而西行至阿富汗中部的新都库什山，又返回头夺取了印度恒河流域的政权，建立了印度的贵霜王朝。张骞原本是想说服大月氏国与大汉合力夹击匈奴，可大月氏在印度已成为贵霜王朝，富庶一方，故目的未达到。到了贵霜王朝的第三代郡主迦腻色伽王时，其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所统辖疆土最大，但佛教则部派纷争，盛行小乘的自我解脱，避忌偶像崇拜。他为了巩固政权，让佛教进一步统一形成合力，就在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的环林寺举行了佛教史上最为重要的第四次大集结，将经、律、论三藏归纳整理，加以注释，用梵文笔录记载，倡导大乘的普度众生。建造佛塔寺院，塑造佛陀偶像，让人顶礼膜拜，从而一改早期佛教孔雀王朝和巽伽王朝在宗教造型艺术上用象征和暗喻来表现佛教的装饰性手法（佛教中的八宝是其形式的遗留），而真正的带有希腊风格的站、坐两种佛陀造像就在贵霜王朝的首都犍陀罗诞生了。佛教造型艺术中，雕塑方面有佛像类、菩萨类、明王像类、高僧类等；绘画方面有水陆道场画类、唐卡类、山寺风景类、故事类等。

如果从公元3世纪中叶汉地僧人朱士行去新疆和田取经算起，佛教从印度诞生到传入我国和田一带已经经过了762年的时间，到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求法16年后返回长安，佛教传入中国有考古资料可证实的历史已有654年。在这6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光佛教有其自身的演变，而且在与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相互圆融中，形成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共同整体，而在视觉语言的造型艺术上也逐渐地形成完全中国化的艺术形式。以盛唐开放而自信的心态，弘扬宗教造型艺术中的那种内敛和不张扬、雍容华贵且不仗势欺人的艺术宗旨，在今天学习吸收传统文化精华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精神内涵。

我曾在80多个国家进行文化考察，先后参观过500多个世界著名博物馆、佛教遗址及名寺禅院，而从众多的比较和量化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无论是在近代中国落后与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华文明被研究时期”，还是在今天我们经济腾飞、国力鼎盛的情况下“自发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时期，都应用国际化的视野，从“妄自尊大”或者“妄自菲薄”的狭隘民族主义角度中解放出来，重新来审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客观地说，中国人在接收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的传入时，由于新疆、甘肃一带地质条件所限，很难找到像云岗和龙门那样的大块进行雕凿的石头山，而且新疆、甘肃一带的河床性鹅卵石状地质结构，根本无法雕凿出大型石窟。中国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原本在印度两个根本不相干的“石雕”和“壁画”结合起来，在石窟中用泥塑表现出三维的塑像，而利用透视与色彩又将雕塑和二维的壁画合而为一。这样一来，一种既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又根据自身条件不墨守成规、大胆创造的新的造型艺术形式便诞生了，这就是“敦煌学”。而且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型艺术可以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顶级的艺术形式相媲美。这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和艺术研究者达成的审美共识，无可辩驳。

中国现在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知，在冷静深入的状况下，开展具有国际视野的，深入而细致的综合跨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