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孤烟直：东汉对西域统治的辉煌与悲怆

一、东汉初期的闭门政策<br/>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初期，朝廷无暇西顾，对西域早有企图的匈奴奴隶主贵族，见有机可乘，加紧扩大势力范围。南道莎车王延及其子康，挺身而出，率邻近各国，首举拥汉大旗。“元帝之世，莎车王延尝为侍子京师，慕乐中国。及王莽之乱，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属，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1。延死后，其子康即位，康关心中原战局，与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时有往来，窦融深知边情，建武五年(29)奏准以东汉朝廷的名义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国皆听其号令，实际上莎车王已有着西域都护的声威。康死，其弟贤即位，建武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遣使要求东汉朝廷设置西域都护，恢复西汉以来正常的统辖关系，光武帝刘秀以内地初定，不遑外顾，未允所请。<br/>三年后，贤又派人再次提出请求。虽然从以后的事实看，贤再三要求派遣都护也别有打算，但当时此举，确能表达西域广大人士的迫切愿望。时已人朝任大司空的窦融向刘秀建议，赐莎车王贤西域都护印缓及车旗锦绣。莎车王室自西汉元帝以来，一贯忠于汉中央朝廷，慕乐中国，“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数世不渝，当中原与西域中断联系时，表现尤为突出。东汉朝廷采纳窦融的建议，赐贤都护印缓，原打算依靠其团结争取西域诸城国，以稳定形势，恢复西汉时的正常统辖关系，孰知莎车使者持都护印缓及其它赏赐返至敦煌时，敦煌太守裴遵向朝廷提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反对将西域都护印缓赐与莎车王贤，由于西域事宜在朱设都护前敦煌太守最有发言权，刘秀乃下诏收还都护印缓改赐贤以大将军印。其使不从，裴遵强行迫夺，致使莎车王贤和东汉关系顿时紧张起来。<br/>窦融推荐贤任西域都护，根据莎车王室的一贯表现来看，并没有错，但这时融已在洛阳任大司空，对贤之为人，知之不深，建武九年莎车王康逝世，贤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王位后，马上动手，杀死拘弥王、西夜王，又不断杀略邻国人众，重求赋税，野心勃勃，暴虐骄横。所以裴遵持反对态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西汉通西域以来，西域各城国的上层人物积极靠拢中央朝廷，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的屡见不鲜，莎车王康如此，前拘弥王太子赖丹表现更为突出。裴遵对西域各个民族一概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当然就具体人来说，莎车王贤是否适宜担任西域都护要职，那是另一回事。就贤的一贯表现来看，攻掠邻邦，对抗中央朝廷，确实不宜重任，授予大权。东汉朝廷开始不了解情况，苟且求安，承认既成事实，先授贤以西域都护印缓，后又推翻前议，轻举妄为，特别是在中途裴遵强行迫使莎车使者换印，侮慢而近于戏弄，莎车王贤心怀怨愤，浸以骄横，态意兼并，一时西域各地自相攻伐，干戈不息，东汉朝廷处置不当，亦难辞其咎。建武廿一年平素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的焉看也和部善、车师前王等十八国派使觑见光武帝刘秀，诉说莎车王贤横暴，恳求朝廷派遣都护，不料刘秀仍以“中原初城国的安危和屡次请派都护的迫切愿望，毫不在乎地答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迫使都善王安等投靠匈奴。<br/>但由于匈奴奴主贵族对西域敛税重课，索求无度，所以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更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而且由于匈奴自身南北分裂，特别是北匈奴，在汉王朝与南匈奴的压力与分化下日益衰弱，单靠武力，已不足控制西域。除通过龟兹为首的亲匈势力为其效劳外，也竭力玩弄政治手段想使东汉朝廷承认其对西域的统治，从而利用中央朝廷的威望，维持其对西域各国的奴役。所以北匈奴一面不停出兵侵扰边境，向汉朝施加压力;一面又不断派人和朝廷往来，玩弄花招。正如曾出使匈奴的郑众分析的那样:“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足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3建武廿十八年，北匈奴请求率领西域诸国来洛阳朝贡，俨然欲以西域诸国首领身份正式出现在东汉朝廷上。<br/>光武时期经过剧烈兼并，夷灭群越实现中原统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为维护豪强利益，这个政权有着先天的弱点。自称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光武帝，在处理西域问题上，一开始就缺乏坚强有力的政策，软弱摇摆，以致后来出现了史称“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br/>二、三通与三绝<br/>东汉明帝时，南匈奴早已经归降于汉，西域莎车势力也已经衰落，西域各国更加混乱，北匈奴则乘机在西域扩张势力，并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与东汉抗衡并袭扰汉边。但此时中原地区日渐安定，东汉政权已经完全巩固，势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汉明帝改变东汉初期对西域和北匈奴采取的消极政策，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和打击北匈奴的势力。<br/>七十二年，(永平五年)谒者仆射耿秉上书建议出兵打击匈奴，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并建议“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4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七十三年，派大兵四路出击。一路由骑都尉来苗率领北部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大同北);一路由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河西羌、胡及南单于兵一万一千骑出高阙塞;一路由驸马都尉耿秉等统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一路由奉车都尉窦固等统率河西甲率及卢水羌、胡一万二千骑出酒泉塞。前三路军队都是北出蒙古地区，战绩一般。窦固率领的一路军队到达东部天山，击破驻守伊吾的匈奴南呼衍王，将其追赶至蒲类海，在伊吾地区设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城，打开了东汉与西域的进一步联系。次年，明帝又命窦固与耿秉率军一万四千骑出击车师各部。耿秉率部深入车师后部，后部王安德降，前部王为安德的儿子，亦随其父归降，整个车师地区属于东汉。<br/>与此同时，班超在西域南道诸国积极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率领三十六人，来往于诸国之间，轻易的诛杀匈奴使者和于阗巫师，使西域各国归属东汉。之所以能如此，班超个人的因素固然起了不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西域各国早就希望与汉朝恢复联系，希望汉政府赶走匈奴，所以班超所到之处都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配合，得到西域各国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一通。<br/>这次西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多，永平十八年一月，窦固率大军返回后，在北道，匈奴北单于遣左鹿蠢王率二万骑兵反攻车师，在南道，焉耆王勾结疏勒国王，乘乱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在这场众寡悬殊的争夺战中，汉屯兵仅数百人，坚守不屈，“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当耿恭率军在西域兄弟民族的支援下，浴血奋战时，东汉朝廷由于明帝之死，放弃西域的论调再次提出，朝臣杨终等人认为:“北征匈奴，西开卅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城”。对关宠等人的求援，置若罔闻，只有司徒鲍显力主援救。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二万之众，被誉为“节过苏武”的耿恭在援军救护下，幸免于难。自此朝廷“听还徙者，悉罢边屯”。5当时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无意顾及边事，之后章帝恐班超单危，不能自立，下令班超撤回洛阳。与班超并肩作战的西域人士激烈反对，班超一行返至于闻，当地兄弟民族群情激愤，坚决阻止班超东归，“互抱超马脚不行”。班超为这种诚恳的挽留所感动，同时也认识到，他一撤退，匈奴势力将立即统治整个西域，东汉政府几年来经营西域的成就将付诸东流。于是他不顾汉章帝的旨意，决定重返疏勒。但疏勒部分城池已经降于匈奴支持的龟兹。[page]<br/>班超平定疏勒后，又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攻取故墨。同时为了获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上书汉章帝，报告在于阗、鄯善等地支持下，争取统一的有利形势，反映西域诸国“倚汉与倚天等”，渴望统一，要求摆脱匈奴羁绊的迫切心情。并陈述自己“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6的不可动摇之志。当时北匈奴“党众离叛，南匈奴、丁零、鲜卑、西域四面为敌”，东汉窦宪的大军，屡次出击，给予匈奴重创，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汉章帝见其功可成，也改变初衷，采取积丰支持的态度，不仅派徐干等前来增援，而且对李邑之流的破坏活动也给予严厉斥责，使班超无后顾之优，积极组织联系各城国进行统一的活动。西域西南南部大部分地区复听命于班超。<br/>自七十六年汉章帝下令撤回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到九十一年(和帝永元三年)，班超率领少数官兵，以疏勒为基地，坚守西域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平定了疏勒少数首领的叛乱，击败了莎车、康居、月氏的侵袭，也挫败了其他东汉官员的诬陷，逐步扩大了东汉政府在西域的势力，迎来了东汉政府第二次对西域统治的恢复。这是二通。<br/>东汉政府之所以能第二次设立西域都护，主要是由于有了以下几个条件：一、九十—九十一年，窦宪、耿秉、耿夔等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单于西遁，势力大衰，无力与东汉在西域抗衡。二、九十年，窦宪在打击北匈奴时，又派兵袭击北匈奴防守伊吾的部落，夺取了伊吾，车师等地震恐，又倒向东汉。三、九十年，大月氏派兵七万越葱岭，攻打班超，班超坚守疏勒，大月氏粮草断绝，被击败，西域震恐，龟兹、故墨、温宿等表示听命于班超，于是南北西域两道均归附东汉。<br/>在这种情况下，公元92年，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当时西域都护驻龟兹，长史徐干驻疏勒，以任尚为戊己校尉，驻守高昌壁，领兵五百人。班超任西域都护十年，从七十三年随窦固出征算，他在西域驻守三十年之久，其间他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续张骞之后的另一个西域传奇，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极大的成功，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充分认识当地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提出正确的统一方针，依靠当地兄弟民族的丈量，击败依附匈奴的政治势力。而与建立反匈统一战线相辅以行的是有力的军事行动，使他多次战胜强大的对手，以少胜多，转危为安，而终于完成自己伟大的使命。在他的活动中西域各族的奋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班超的活动和西域广大人民要求归向汉廷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迹。在西域期间，班超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西域安定，加强了中国同中亚各地的联系。97年，他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条支，到达西海而还。汉和帝下诏书表彰他说：“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7并封他为定远侯。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病重，请求回到洛阳，书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书上三年得不到批准。其妹班昭亲自上书和帝，要求其调回，得到和帝应允。和帝永元十四年(92 年)，班超回到洛阳，当年去世。<br/>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回洛阳，接替班超任西域都护的乃一贯从事征伐的任尚。交接前，任尚曾求教班超，班超说他：“性严急”，并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少数民族地区，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己”但任尚颇不以为然，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8骄横的任尚，根本听不进班超离任时对他的恳切劝告，严酷暴虐，施政不当，西域人民反对任尚的暴政，从而酿成动乱。公元106年，朝廷调回任尚，由段禧接任都护，段禧与西域长史赵博率军驻守它乾城，西域副校尉梁慬因成城小，劝说龟兹王白霸与汉军共同防守龟兹，白霸将段禧等及汉军人众迎入城中共同防守。引起国人强烈不满，龟兹吏民并叛其王，与温宿、姑墨数万士卒围攻龟兹，后事变虽已平定，但由于东汉朝廷开始就对西域采放弃态度，一些保守顽固的大臣一直引此为据，喋喋不休。少数有识之士，坚持主张维护汉武开创大业，统一西域，北轩匈奴，确保河西安全。这两派斗争时有起落，朝廷的决策也反反复复，由于东政权腐朽倾向越来越突出，内部矛盾尖锐，国力衰弱，所以放弃西域退守玉门的主张，也就越来越占上风。永初元(107)年六月，汉安帝下诏罢西域都护，招回伊吾、柳中屯田吏士。这是二绝。<br/>中原与西域二绝后，北匈奴残部以乌孙等地为基地，仍然不断侵扰西域，甚至袭扰河西地区。为了确保河西的安全，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朝廷出兵伊吾，以招抚西域。安帝同意，于是当年派敦煌长史索班率领千余人出屯伊吾，车师、鄯善等望风归附。第二年，索班为匈奴所杀，一些大臣要求“闭玉门关，遂弃西域”，但敦煌太守曹宗坚持要求出击匈奴，复通西域。当时执政的邓太后支持这个建议，但西域道远费巨，且无必胜把握。于是招班超之子班勇询问。在西域长大，熟谙西域情况，颇具父风的班勇，在朝廷会议上指出当汉明帝时期西域内附后，“匈奴远遁，边境得安”，而西域绝后“北虏遂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匈奴不仅要西域诸国以马畜等贡献，而且还要追偿都护统辖期间积欠的财物。野蛮的奴役，沉重的压榨，使得西域各地，“皆怀愤怨，思乐事汉”，班勇深切了解西域各地心向中原的热烈愿望，所以西域发生事端，他不象一般官僚那样，厉声斥之为“背叛”，而是认为朝廷官员“牧养失宜”，也就是施政不当所致。班勇还指出“今通西域则虏执之势弱，虏之势弱则为患微”，如“西域归匈奴，……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中国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而“西域之人无它求索”，若“拘屯戍之费”，必将造成“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的局面。9通过据理力争，延光二(123)年，东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出屯柳中。[page]<br/>可是这时东汉政权内部倾轧不已，事变层出不穷。为了镇压羌人起义，十余年来，府帑空竭，兵疲财尽，连班勇提出的“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西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那样有限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只能“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后当匈奴裹胁车师骚扰河西四郡时，闭玉门阳关之论，复又喧哗而起，幸敦煌太守张珰、尚书陈忠等上疏，坚持主张统一西域，才使班勇的前议没有流产。张珰上书说，他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10张珰到敦煌了解边情后，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方略：上策是出兵摧毁盘踞西域的匈奴势力，和北正面作战;中策是按计划有步骤的向西进展，先置司马率五百士卒出屯柳中;下策是退守玉门。陈忠支持张挡的主张，进一步指出放弃西域“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他进一步指出“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11。经过朝议，安帝采纳了张珰的中策，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以这样一支微弱的兵力，走出玉门，手开西域的局面，不仅持反对意见的权贵摇头嗤笑，班勇自己亦不敢抱有奢望。他率军屯柳中，只不过在玉门关外建立前哨卜地，确保河西四郡而已。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估计，第二年鄯善归附，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负荆投首，在西域各地有力的支持下，班勇率西域各国步骑万余人，在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恢复车师前部，在短时期内，顺利打开西域的局面。从此班勇在柳中屯田积谷，为进一步开拓西域建立了稳固的基地。<br/>延光四年(125)，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配合都善、疏勒、车师前部兵，进攻车师后部，俘获车师后部王军就与匈奴使节，带到索班战死的地方杀了，又派人杀了东且弥王，报了索班被杀之仇。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在此基础上，班勇再接再厉，抓紧时机，召集各国人马数万，彻底捣毁匈奴老巢，呼衍王逃至枯梧河，其众二万余人皆降，北单于自将万余骑人后部营救，亦狼狈引退，自此车师再也见不到匈奴骑兵，这样西域诸国包括早就心向汉室的南道各地在内，复归于东汉朝廷统辖之下。班勇在西域活动的时间不长，由于各城国的有力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三通。<br/>汉安帝之后，东汉统治集团日益腐朽，豪强地主兼并加剧，加上天灾不断，农民破产流亡，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之极，西域的形势自然也不能平静，西域“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12东汉政府虽然最终击败了自己在西域的竞争对手——匈奴，但由于少了这个竞争对手对西域各国的压力，西域各国离心力加强，不再服从东汉政府，一些大国开始自相攻伐，不断兼并小国，同时反抗政令的事件也时有发生。<br/>元嘉二年(151)，西域长史王敬受拘弥王成国的欺骗，贪功杀死于阗王建，于阗将领输僰不服，杀死王敬，于阗国人又杀死输僰，立建子安国为王，敦煌太守马达闻讯欲出兵于阗问罪，汉桓帝不许，招回马达，另派宋亮为敦煌太守，宋亮到任后不能出兵，于阗把已死的输僰人头献上就不了了之。建宁元年(168)，疏勒王于猎中被自己的叔父和得杀害，和得自立，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陀派任涉等率西域各国三万人马围攻疏勒桢中城四十余日不下，撤围，此后，疏勒王连相杀害，东汉朝廷已经不能禁止。<br/>此后，河西羌人起义，中原黄巾起义，东汉朝廷与西域通道受阻，西域与中原联系断绝。<br/>三、东汉西域政策的原因与影响<br/>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是时断时续的，早期光武帝刘秀对西域的重要地位认识不清，对于西域各国要求内属的迫切愿望报以“东西南北自在也”的回应，在莎车王贤的事件上更时举措失当，严重影响了莎车以及以莎车为首的西域抗击匈奴同盟对东汉王朝的态度。他对西域的认识更让其后的统治者和决策层作为放弃西域的论据。[page]<br/>汉明帝时期，由于内部逐渐稳定，而北匈奴不断内犯，东汉改变了早期的西域闭门政策，转而对西域进行稳步的经营。班超在西域依靠西域民众的力量，背靠东汉巨大的军事潜力，以微小的代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时期是东汉西域经营最多彩的一幕，也是东汉西域经营的高峰。<br/>由于西域各国发展情况不同，早在东汉初期，西域即进入列国时代，各国互相攻伐，极力欲完成西域的统一，整个西域处于动荡和调整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方面对东汉王朝有着强烈的归属要求，同时也产生了较明确的独立意识。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分立的多种经济，西域的统一即使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涉也是不可能的，但这样的局面为东汉西域经营也造成了极大的障碍。<br/>与西汉经营西域时期的内外环境相比，虽然匈奴这个最大的竞争者已经不能构成威胁，但这只能说进入西域的道路更顺畅，但经营西域的环境却更复杂了。而东汉决策者们的犹豫、观望与退缩，使这个过程更加曲折。西域各国的反叛数量增加了，而由于担心西域反叛和驻军的巨大费用，东汉政府在西域屯垦与驻军的规模缩小了，战线也在不断东移。<br/>东汉对西域经营是随对匈奴战争需要而出台的，在匈奴的威胁消除后，西汉对西域也越来越不重视，所以也就轻言放弃。随着东汉的逐步退出，西域的局面更加混乱，最终形成了南北疆几个大国争雄的局面。而随着匈奴势力的退出，西域出现了巨大的权利与压力真空，西域国家一时又不能迅速填补，于是北方草原的其他游牧民族乘机进入西域，使西域历史出现了更大的变数。<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