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藏传佛教微型造像艺术品擦擦（tsha-tsha）的一点探讨

擦擦（tsha-tsha）的来源与宗教本怀“擦擦”（tsha-tsha）是藏语的音译，一般专指按印或脱模制作的小型泥造像和小塔，也有少数制成品上面印制的是藏文或梵文经咒。制成的擦擦多作为佛塔的装藏而置于塔内，或供奉于寺院屋顶、玛尼堆上或修习岩窟内，另外还有将擦擦安放于随身佩带的嘎乌（为藏传佛教信众随身携带、一般内供有小型佛像或护身符以及特殊宗教纪念物的金属佛龛）之内，以便随时随地地观想礼赞的。绝大多数擦擦是由一、二件模具压制成型脱范而出的，也有由几件模具在同一块泥上，经多次压制成型的特大型擦擦。藏传佛教地区原专称浮雕者为擦擦，汉传佛教地区称擦擦为“拓模泥佛像”、“模印泥佛像”、“模制泥佛像”、“脱模泥佛像”、“模制泥造像”，均是以制作工艺命名。东北、内蒙等区俗称“板儿佛”、“佛瓦”，北京一带则惯用“泥饽饽”，即以形状冠名。此外还有，“泥塔模”、“泥塔婆”等等。称谓繁杂，总之诸称谓均为擦擦的意译。在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tucci）教授所著indo-tibetica（即“印度—西藏”，汉译本更名为《梵天佛地》）第一卷“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塔和擦擦——试论藏族宗教艺术及其意义”中对擦擦的定义和宗教用途总结为“擦擦是一种小像，可以是塔形，也可以表现佛教天众，或含有总摄教法的陀罗尼。擦擦一般用土和水捏制，有时也添加大喇嘛的身骨。因各种因缘而掺入青稞或小麦也不罕见：他们或用于开光、或用于祈求丰年、或用于还愿。”其实擦擦也广泛利用到藏族的丧葬仪轨之中，一般人在火葬或者天葬（天葬后所余的尸骨火化）的骨灰也广泛用来和泥做擦擦，以作为对死者的纪念。图齐教授在他的考察中，主要看到的是大喇嘛逝世后用火葬，骨灰制作擦擦，所以认为只有大喇嘛的骨灰才能做擦擦，实际上一般人的骨灰制作擦擦也很普遍。图齐教授对擦擦一词本身含义进行年探究，认为来源于梵文，原意是完美的形象或复制。而劳弗尔先生（laufer）认为擦擦一词源于某一印度俗语而非标准梵文，意思是模具，而擦擦正是用模具制作的。擦擦（tsha-tsha）现在多被认为是从古印度石板塔腹内置放圣物的装藏风习演变而来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其题材大多为诸佛、菩萨等造像和佛塔、经咒。据唐朝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归东印度，到三摩坨国，国名曷罗社跋仛，……每于日日造拓（脱）模像十万躯”，并说“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义净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述及：西国诸寺“造泥支底（支底，塔也）及拓（脱）模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散”。从义净大师这些记述可知古印度造泥塔和泥“拓（脱）模像”十分流行，而所谓“拓模像”应该就是泥模佛像，它传入中国，有一种认为是可能很早，早在唐代之前就传到了中国。现在传世实物，有年代可查者，曾有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24年），扈郑兴造三佛像，因之确认，在南北朝时代，已经传入中国，而且普遍流行。另外看法是认为汉文中的泥佛、泥塔在唐代就自有专用名称，在敦煌卷子中称之为“脱佛”、“脱塔”，唐长安寺院遗址出土的泥佛则自铭“善业泥”。“善业泥”一般认为是在僧人或教徒死后火化，将骨灰和泥烧制而成，以求消除罪业，或是表示将身供奉于佛，祈求”善业”，禳除“恶业”。根据唐朝提云般若译《造像功德经》中的提法，在信徒没有能力开窟造像、塑绘金身时，通过造脱佛、脱塔这种方式同样也可积累善业功德，也是一种在造像功德方面最为简单易行的方式。擦擦（tsha-tsha）最早作为专用名词见诸汉文史籍者，为元代的汉文史料。元代活动于朝廷和汉地的藏传佛教僧人把制作擦擦的习俗带到年内地，故《元史?释老传》记载：“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塔儿刚者。其作塔儿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元史》，卷202，列传第八十九。）其中的擦擦是从当时的藏语直接音译过来的。所记“塔儿刚”现译为“擦康”（tsha-khang），是指一种专门放置擦擦的小型宗教建筑，形状像方形单层房屋，无门，在四面或两面留有窗洞（也有不留窗洞的），内装满擦擦。另外还需提及的是在南传小乘佛教的地区也曾制作过多种小型模制陶像的擦擦。擦擦在藏族地区的出现擦擦在藏族地区的兴起，主要开始于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九世纪末，强盛一时的吐蕃王朝土崩瓦解。吐蕃后裔的一支吉德尼玛衮率众远逃阿里，其后裔发展出古格等小王国。十世纪末古格王柯日出家为僧，起名拉喇嘛意希沃，并创建托林寺，命藏族高僧仁钦桑布在此翻译佛经，广收门徒。1042年，印度摩揭陀国超岩寺上座高僧阿底峡应邀前往托林寺，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复兴，使古格王国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根据地。与此同时，印度西北克什米尔一带的佛教艺术风格也直接传入西藏。托林寺迦萨拉康壁画、一些为数不多的金铜造像和数量巨大的擦擦就是这一时期佛教艺术风格的印证。目前在西藏发现的早期的擦擦，种类和数量最多的是托林寺，另在拉萨、日喀则发现有个别的这时期的擦擦。这一时期的擦擦，主要表现题材有降魔印佛坐像、定印佛坐像、游戏坐观音像、四臂观音像、六臂观音像、十一面观音像、文殊像、度母像、胜乐金刚像、法金刚像、金刚手像、持剑的明王像、圆雕天降塔、圆雕聚莲塔、按印单塔、按印三塔、按印多塔、梵文经咒、藏文经咒、曼荼罗等。这一时期经咒擦擦数量比较大，这类擦擦往往有较长的梵文或藏文经咒，均为阳文，字体很小，排列紧密，有些在满版的经咒文字行列中点缀一个或数个小塔，构图严格对称，以圆形居多，有少数是正方形和长方形的。有些在表面涂有红色或黄色。制作擦擦的印模迄今只发现两件，一件出自托林寺，红陶质地，残存不足一半，圆形，有9行用母范印出的梵文经咒，背面原有柄已残损。一件出自萨迦北寺遗址，青铜铸造，椭圆形，中间是凹入的轮王坐善相金刚手形象，右侧上方有6行阴刻的梵文经咒；背面有椭圆形的短把手(张建林、田有前：《西藏萨迦寺考古发掘与调查》，国家文物局：《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这一时期擦擦的显著特征是：制作方法上除了立体小塔使用脱模法，其他浮雕效果的造像、小塔、经咒等均使用按印法制成；正面周缘多因按印用力形成向上翻起的泥沿，不加修整；背面弧凸，留有清晰的掌印纹；造像浮雕多较低平，高浮雕效果的少见。造像擦擦的题材不很丰富。佛、观音、菩萨、金刚等虽都有数种变体，但每一类还都未形成造像体系；数尊、多尊组合造像仅有佛与两菩萨一种。造像中的佛、菩萨造型身躯略显修长，宽肩细腰，袈裟或衣裙轻薄贴体；各种造像尚未完全定型，同一类造像有数种变体。浅浮雕效果的塔擦擦数量、种类较多，出现各种多塔组合的形式；立体塔擦擦数量多而种类少，具有较大覆钵形塔身的擦擦不见于此后。大量布满多行梵文、藏文经咒的擦擦是这一时期擦擦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后不再出现。藏传佛教擦擦造像的制作过程和分类印制擦擦的活动自佛教初传藏区至今仍保持不断，并结合藏区各地的审美要求，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品种、类型。一般的擦擦制作方法都是将泥土澄洗，去除沙粒和杂质，和泥时加入所需的胶质和特殊材料（如药物或灰料等），进行反复揉和后，视不同模具制成相应的泥团填塞入模具内，扣捶模具，脱模晾干后即形成各种擦擦造像。从常见印制擦擦的材料来归类大致可以分为粘土擦擦、陶质擦擦和混合材料印制的擦擦等，常见的擦擦大部分属于粘土擦擦，因材料大都可就地取材，加工简单、方便，又便于大量制作，不需要专门的技术和复杂的工具，可很快积累众多造像功德，同时便于擦擦的携带和各地流传，因此，粘土印制的擦擦最为普遍，也是最适合民间发展普及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有进行晾干后加以彩绘的擦擦。其最大的缺陷是，这类粘土印制的擦擦经不住风吹雨打。只有在高处隐蔽的洞穴和塔肚、擦康等可防雨水侵扰的安全地带才可以看到较为完整的擦擦。为了解决以上的缺陷，逐渐采用了烧窑的技术来加工擦擦，并加以彩绘这类擦擦属于陶质擦擦，由于陶器加工工艺的难度和复杂，使大大降低了陶制擦擦的印制数量。但是，恰恰由于其特殊材质的防雨奈磨性能，使这类数量有限的擦擦才得以保存长久。而这类擦擦只有在藏族地区的“陶乡”才有可能出现。第三种类型是混合材料印制的擦擦，也叫药泥擦擦，药泥擦擦的材料主要为植物类的药材和香料的混合物，为了保证印制的图像效果通常会添加少量的胶泥。混合材料印制的擦擦数量极为有限，由于多数用名贵藏药配制的材料印制，一般称其为“药擦”，常常作为重要佛像内膛的装藏圣物和护身符。藏区印制擦擦的材料可以为四种元素，可以细分为火擦擦、水擦擦、风擦擦和土质擦擦。泥土制成的擦擦前面已有详细介绍，另外的三种分别为：火擦擦的印制方法是把擦擦的模具在旺盛的火焰上反复扣压，表示以火作为可塑的材料印制了擦擦；另一种印制擦擦的习俗是把小型擦擦的模具悬挂在手持玛尼经筒上，随着经筒的不断转动可在风中印制擦擦，这种做法在藏区较为常见，被称为风擦擦；印制水擦擦时，把多个顶端挂有绳子的圆雕类擦擦模具并握在手中，在干净的活水中反复扣压，算是在印制水擦擦。藏区转经路上经常会看到信徒在山泉、溪水里扣压擦擦模具的情景。如此划分由四大元素材料的擦擦，反映出藏族先哲认为宇宙万物均是由这四大元素构成，是一切物象的构建基础和本质，四种元素具有永恒的含义，因而选择了四大元素作为印制擦擦的材料。同时反映出藏传佛教信徒制作擦擦宗教本怀，除了物质的可以眼见触摸的实物的擦擦外，火擦擦、水擦擦和风擦擦，实质上是代表了一种把制作擦擦作为一种宗教的修持和积累功德的象征，是把无形的宗教修持和意念结合起来的一种例证。制作擦擦的这种宗教本怀，与台湾故宫博物院葛婉章先生所说的制作唐卡的宗教本怀是完全一致的。（作者单位为中国藏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