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学

道教文学是以宣传道教教义、神仙出世思想以及反映其宗教生活为内容的各种文学作品。此类作品既见於《道藏》内，又见於《道藏》外。其作者既有道士，又有文人。从总体上看，道教文学可分为道教散文、道教小说、道教诗词、道教戏剧四大类。散文《道藏》五千多卷经书大半属於道教散文。另外，在其他许多中国古代丛书，诸如《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中，均收有不同数量的道教散文作品。按体裁分，道教散文主要包括议论散文、叙事散文、赋体散文三种。道教诗道教诗是反映道教生活、表现神仙理想或借助道教神仙意向来抒写超凡脱俗情感的诗歌作品。道教诗发端甚早：在东汉的《太平经》中，便可略见端倪。该书卷三十八载有一篇九十三字的《师策文》，已注意用韵，似为七言诗的雏形。与《太平经》同时代的《周易参同契》多用四言、五言及骚体赋体裁。《参同契》的文体虽然不纯，但运用诗歌形式以论炼丹的特点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东汉以降，道教组织逐步壮大，道教诗也随之增加和日趋成熟。魏晋南北朝间，不仅在道门中秘传著炼丹诗、咒语诗，而且在社会上流行著游仙诗。炼丹诗是以炼丹为内容的诗歌作品：从形式上看，炼丹有外丹、内丹之分，故而炼丹诗的内容也有内丹、外丹之别，或主内丹、或主外丹，或内外兼而有之。如《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上所载的一篇504字歌谣，以七言一句的形式，运用象征的文学手法，暗示炼丹原理和作用。其意象的运用颇为隐晦，但其比喻与象征手法则又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在炼丹诗秘传之际，道门中人还注意创作咒语诗。咒语本是一种祝告之辞。相传黄帝时已有咒语传世。道教产生之际，咒语成为道士们召神驱鬼、治病求道的一种形式。到了魏晋时期，咒语更加发展起来。咒语有散文体和诗体两种，但以诗体居多。较著名者有《真文咒》、《三皇咒》、《洞渊神咒》等。咒语诗不仅注意模拟自然声响与节奏，而且表现出明显的爱憎情绪；同时咒语诗也注意典故的应用与气氛的渲染，甚至还有一定的场面描绘。除了炼丹诗、咒语诗外，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在社会上也有较大的影响。游仙诗是一种歌咏神仙漫游之诗篇，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楚辞》，如屈原的《远游》，也不乏仙人漫游的描绘，颇多浪漫色彩。在道风盛行的背景下，游仙诗遂应运而生。其体裁多为五言，句数不等。梁萧统《文选》首列游仙诗为文学体裁之一。从作者身份来看，游仙诗可分为道人游仙诗和文人游仙诗。道人游仙诗与文人的游仙诗都表现出「冲举飞升，遨游八极」的浪漫色彩和奇幻的想象力。不同点是：道人的游仙诗往往是崇道思想与神游境界的结合。唐宋以来，反映道教生活和追求成仙的诗歌日益繁荣起来。一方面是道人们热心于诗歌创作，如著名道士吕洞宾、施肩吾等结合山水名胜的描写，表现自己对道教宗旨的见解和神仙信念，通过修道方法的描述，以昭示道教教义的深奥哲理。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在受到道风濡染或者观察体验了道教生活之后，也创作了一些此类题材的诗歌作品。从隋末唐初的诗人王绩到盛唐诗人孟浩然、李白，从北宋西昆派代表杨亿、张咏到南宋诗人杨万里，都有吟咏道事、游仙畅玄的诗作行世。在这些诗人中，有的思想旨趣基本上与道教的神仙理想合拍，有的虽然并不那么虔诚相信道教，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又往往表现出追求道教神仙的意境。道教诗因其内容独特，表现手法多彩多姿，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道教词道教词是以道教神仙理想立意、表现道人精神境界的一种文学样式。就起源而论，道教词可以追溯于玄歌、变文。所谓「玄歌」也就是「玄道」之歌；从形式上看，玄歌属于道教说唱曲艺作品中的唱词之类。为了吸引听众，玄歌作者往往以第一人称手法叙述故事。例如《老子化胡经》卷十所收的《化胡歌》，以「我」代表老子，描绘了老君修道场所的仙家景色，讲述了「化胡成佛道」的故事，具备了叙事诗的基本特征。在《老子化胡经》中还收有《老君十六变词》十八首，此即属于道教变文之类。所谓「变文」是演述神变故事的一种形式。「道教变文」即演述道教神变故事的一种体式。适应说唱的需要，道教变文往往采用韵文形式，如《老君十六变词》便是纯韵文。作者按照方位的变更来组织情节，其场所转换亦依据「易」的九宫八卦方位。八卦代表八方，轮转两周，便有十六变词。除了玄歌变文之外，「仙歌道曲」也是道教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道教仪式的建立与流行有密切的关系。为使仪式的进行更加隆重，道人们便将赞歌与歌咏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各种唱词的出现。《无上秘要》卷二十录有仙歌若干首。从体例来看，《无上秘要》在摘录这些「仙歌」时都略加说明，指出其来历及何位仙人所唱。其体裁皆为五言，句数不一。表现了早期道教"以诗为词"的创作特点。与「仙歌」词相媲美的是道曲之词。其主要体式有步虚词、赞咏词。步虚词是乐府文学形式之一。唐吴竞《乐府古题要解》指出，这种词，描述歌颂众仙飘渺升天的美妙景象。步虚词的起源，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从许多典籍的记载来看，三国时期应当有步虚词行世。步虚词的歌唱节奏大体依照八卦九宫方位，从而造成阴阳回复的韵律。步虚词诵咏过程有一定路线，要求精神专注，念唱、步法、道具和谐统一。与步虚词一脉相承，唐宋以来的赞咏词也是一种配乐的歌词。在道教斋蘸仪式盛行之际，道士、文人乃至皇帝官宦广制道曲，遂有各种赞咏词之诞生。今所见《金录斋三洞赞咏仪》与《玉音法事》中便收录了不少赞咏词。从形式上看，赞咏词虽然尚保存了步虚词的入乐法式，但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最重要的就是长短句的出现。例如《金录斋三洞赞咏仪》卷上所录《太清乐》在七言诗的基础上加入许多衬句，这就形成了长短不一的格式，具有独特的风格。由于道教思想对中国文学的深刻渗透，历史上为文人们所雅好的词牌也多具神仙蕴含。据《钦定词谱》所录，《凤凰台上忆吹箫》、《解佩令》、《望仙门》、《献仙音》等，莫不与道教神仙故事有牵连。从内容上看，宋代许多词作具有鲜明的道教蕴含。不少大作家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神仙词。诸如柳永、黄庭坚、等都有此类题材的词作。这类作品常常把仙话典故同神游的心绪相糅合，通过双关语的应用，而产生奇特联想效果，耐人寻味。道教散文道教散文是道教文学的一大类型。其渊源可追溯于老子、庄子的哲理散文。由于早期道派的创立者大多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他们采用散文体式来编撰道教经典。经过近两千年的漫长发展，道教散文蔚然可观。这类著作在道教经书总集中占有相当分量。从形式上看，道教散文主要包括三类：议论散文、叙事散文、赋体散文。道教议论散文是阐述道教教理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早期，道教议论散文主要是语录体散文，这种散文采取了「天师」与「真人」等神仙人物问答的方式来表达道教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看法。例如《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大体上属于这种形式的散文。其对话不同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语录文作者的目的并不在表现人物个性，而只是借神仙人物之口来论述教理。所以其行文一般是问话短，而答语长，旨在说理。为了使得说理更富有逻辑性，体系更加完善，道教中的许多作家注意议论散文艺术水准的提高，在语录体散文的基础上创造了「畅玄体」散文。这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事例论证相结合的散文体式。它肇始于晋代著名道士葛洪，至唐宋而大兴。「畅玄体」虽然脱胎于语录体，但已有较大演进。顾名思义，畅玄体散文就是为了阐明道教深奥的玄理。但既然玄理高深，要使之能为道教中人所接受，这就需要「形象」的材料，所以，畅玄体散文并不是把人们引入纯推理的云雾之中，而是寓理于「象」，明「象」而发理。如葛洪《抱朴子内篇·畅玄》先对「玄」作定性说明，接着从各个侧面揭示「玄」的功用、性状，将「无象」的「玄」寓于「有象」的时空存在之中。与道教议论散文比肩的是道教叙事散文。这类散文以描述为基本特色。道人在游览名山时，往往结合自己的修道感想以叙见闻。像南宋道士白玉蟾的《游仙岩记》一开始先交代自己蓬发垂颐，黧面赤足，由琼州来访武夷的过程；接着写自己拜访云谷君，开怀对诗的情节。当中插上这样一段景物描写，寥寥数笔，即勾勒出武夷山独特的夜景图，读来逸趣横生。像这种作品在道教经书总集中为数颇可观，它们对于了解道教洞天福地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史料价值，而且多有情趣，富有欣赏价值。除了议论散文、叙事散文之外，赋体散文在道教文学中也有一定的地位。众所周知，「赋」在《诗经》诞生的时代还只是一种表现手法。战国时期，赋成为一种文学体裁，但在此时期的赋并非散文，而是诗歌。到了汉代，赋转化为散文，文人们相继作赋，铺采摛文。与议论散文叙事散文不同，道教赋体散文由于同诗歌有密切的关系，在遣词造句上较注意对称，富有节奏感。像萧廷芝的《金液还丹赋》因采用骈文的手法，增进了艺术感染力。其它道人所创作的许多赋体散文也基本上具备这样的特色。道教小说道教小说是道教信仰与小说形式的结合，也是道教情感的一种艺术表达。内容既有直接以道教生活为题材以神仙思想为宗旨的作品，又有将神仙思想、道教情感融贯于世俗生活题材之中的作品。从大体上说，道教小说可分为志怪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大类。志怪体在道教小说诸体式中出现最早：「志怪」一词，首见于《庄子·逍遥游》。道教志怪小说有的是以神仙故事、道人事迹为基本内容的，有的以地域方位为基本框架，叙述诸方名产、珍贵物品及由此演成的奇闻异事，有的杂记天上星宿神明、卜筮占侯、仙凡婚配故事，梦故事，内容驳杂，形式不拘一格。一般而言，其用语比较质朴，篇幅也不很长。传奇体是道教小说的又一大类型：传奇小说是志怪小说的流变，它一方面继承了六朝时期语怪述异的风气，另一方面则「著意好奇」，在传闻基础上进行虚构，体现了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唐宋是传奇小说鼎盛时期，各种传奇作品大量产生。其中反映道教生活、表现道教观念的作品也占有一定分量。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没有直接以神仙道士异闻为题材，而是以梦幻故事、历史故事、人情世事为题材，但却以道教的思想观念为主题思想，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无名氏《李林甫外传》等，它们或者贯穿著道教的人生观，或者暗示道教法术的力量，可视为道教传奇小说的「变格」。宋元时期，出现了「话本小说」：所谓「话本」，就是说故事的底本。故事取材多样，神仙鬼怪是重要内容之一。道教话本小说即指以神仙鬼怪为内容、以道教信仰为宗旨的一类小说。如《西山一窟鬼》著力描述精灵鬼怪，渲染恐怖气氛，这是道教神仙鬼怪思想在市井生活中的一种反映。比起传奇体道教小说来，话本体道教短篇小说无论在驾驭材料方面，还是在人物形象、思想刻划方面都较成功。在情节结构虽然大多是单线的，但故事有头有尾，脉络分明，故事进展中场景的映照衬托，伏笔的使用，又使情节更加曲折生动。语言基本上保持口语化的优点，通俗易懂，故易于流行。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创作更加繁荣。此时在话本及拟话本小说基础上，出现了长篇章回体小说。其中也有一批作品是以道教生活为题材、以道教思想为宗旨的作品。如《封神演义》、《四游记》、《韩湘子全传》、《吕仙飞剑记》、《禄野仙踪》等。这类作品可称为长篇章回体道教小说。其特点有三。第一，把历史故事和神仙故事融汇在一起。第二，将民间流行的神仙故事进一步加工。第三，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著道教修炼成仙的义理。章回体道教小说在宣传道教教理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作者在孰读道教经籍的情况下，改编、重组或创造神仙故事，寓理于形象之中，使道教思想的宣传进一步通俗化，易为民间所接受。道情「道情」属于曲艺的一个类别，其渊源可追溯于仙歌道曲；但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道曲。如果说道曲的制作是服从礼神颂仙宗旨并且是为斋醮法事活动服务，成为整个法事活动过程的组成部分，那么道情则具有相对独立性。道情首先必须含有丰富情感成份，但这又不是一般的世俗之情，而是超越于世情之上体现了「道」的精蕴的升华之情。因此，为了以「道」之崇高情感感化世人，就必须通过形象性来强化艺术效果。这种形象性，除了体现在内容之外，也体现在技巧上，它可以通过一定的动作表演，使内容更加具体可感，同时，它还可以穿插念白，使其内容更易于为人所理解。念白的穿插和内容的「动作化」导致了道情的曲艺属性向戏剧属性的游移。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许多戏剧作品中往往通过道情来发展情节。道情的原始面貌如何，现已难于查考。不过，从八仙人物之一——蓝采和的「拍板歌」似乎也可以追溯到某些踪迹。宋代，道情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受到宫廷的欢迎，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记载，当时的道情在形式上与鼓子词相同。南宋时，道情演唱以渔鼓和简板伴奏，所以又称之为「渔鼓」。由于道情短小精悍，可以独立演唱，历史上一些道士或奉道文人便乐于运用它来「演道抒情」。张三丰即是于今可考的著名的道情作者之一。在《张三丰文集》中收有《道情歌》等多种道情作品。在艺术手法上，张三丰的道情与唐宋词有密切关系，有的甚至就是根据宋词的有关词牌创作的，他在借鉴唐宋词时又进行了一些变更，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精神。道情这种形式不仅是道士们叙说修道功法、抒写崇道情怀的好体裁，而且广泛流行于民间，明清以来各地道情不下数十种，并且形成了地区特色，因而有温州道情、义乌道情、东阳道情、洪赵道情、神池道情、临县道情等。各地的道情基本上都与当地民歌小调相结合，或者吸收戏曲的唱调，从而具有各种不同的风格。此等情形与文人们的采纳推广是分不开的。纵观明清两代，文人创作的道情虽然不算多，但以此而见称于世者亦有之。如明末徐大椿《洄溪道情》在学界便有较好的影响，再如袁学澜的《柘湖道情》反响也较佳。道情这种艺术也为弹唱艺人所借鉴。像张慧侬所口述的《珍珠塔》便有演唱道情的丰富内容。故事主人公方卿所唱《道情》，以隐喻手法来表达其十年苦读之体验，也有很深的道门义理蕴含，像「功行圆满」以及「逍遥」之类都映射着道门之思想光辉。作品通过夸张等手法，造就了审美上的「距离感」，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