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石窟寺

[历史沿革]

南石窟寺，位于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北岸，是北魏泾州境内众多的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寺之一。现存5个洞窟，均坐北向南，开凿于白垩纪红砂岩上。南石窟寺创建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与北去45公里的庆阳北石窟寺合称为“陇东石窟双明珠”，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南北石窟寺是由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南北呼应的姊妹窟，两窟均以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得名。

奚康生是北魏的权臣名将，曾出任过南青州、华州、泾州、相州刺史。《魏书•列传》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又“向信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南石窟正是他任泾州刺史时所建。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奚康生奉诏讨伐泾州沙门刘慧汪起义而出任泾州刺史；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十一月，“诏奚康生、李崇治兵寿春”而终止任期，前后共3年时间。在这短短的3年之内，奚康生几乎动用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经过千百名能工巧匠穷年累月的劳动，终于造就了南、北石窟寺这两座佛教艺术的殿堂。正如《南石窟寺之碑》碑文所说：“命匠呈奇，競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奚康生一面以武力镇压农民的反抗，一面又大肆凿石窟，倡佛事，这既是当时社会尚佛的反映，又是武力镇压后对百姓的安抚之举，同时也是由于奚氏因杀戮过多，惧怕“天谴”，故以敬佛来求得心灵的解脱。

另外，北魏晚期临朝听政达13年之久的胡灵太后(魏孝明帝之母，安定临泾人氏)及胡氏家族其他成员对于佛教的崇信也会给家乡南北石窟寺的开凿以相当大的影响。

1963年，南石窟寺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泾川县多次对南石窟寺进行了修缮，并修建了南石窟寺大桥，使南石窟寺得以较好的管护和建设。

[寺院胜景]

主窟的营造形制 

南石窟寺5个石窟从东往西一字排列，1号为奚康生所凿魏窟，是南石窟的主体；4号是唐窟；2、3、5号已成空窟。

南石窟1号窟高11米，宽18米，深13.2米；窟顶为覆斗式，方门，门上设明窗。门外有经后代补塑的二力士立像，显得气势恢宏，浑然一体。在约238平方米的洞窟内，沿窟壁于东、北、西三面雕有高约6米的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七世佛立像，每尊立佛两旁各塑有3.5米高的胁侍菩萨一尊，南壁窟口两侧，各有一尊高5米的弥勒菩萨坐像。这种形制和造像内容与庆阳北石窟今编号165窟基本出自一个模式，唯石窟规模略小而辅助造像亦略少于北石窟。

一窟之所以雕七佛，是因释迦牟尼成佛以前有六位佛，加上释迦牟尼为过去在娑婆世界度众的七佛，南石窟寺1号窟正好是这一概念的形象化。

七佛造像历史悠久，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亦有类例，但规模都不大。以表现七佛为主的七佛窟的出现则以南北石窟为最早，它开创了佛窟营造史上一种新的形制。

如果说北石窟的造像继承了云冈石窟古朴雄伟的风格，那么南石窟则借鉴了龙门石窟清秀典雅的模式。总体而言，南石窟的造像要精于北石窟。

造像艺术风格

南石窟7尊立佛简化螺鬓，高鼻齐额，硕耳垂轮，鼓目半合，形态自然丰满，表情端庄慈祥。右手掌心朝前自然端起，左手则抬起后平伸于前，掌心朝外指略弯，作号召或说法状。身披通体袈裟，垂及膝下，两袖宽大，折叠反卷，颈项袒露，于胸前结丁字璎珞，腰带作结状。衣纹雕刻精致，平直流畅，阴阳有致，层次分明，有随风飘动之感。造像的整个艺术风格淳朴实在又温文含蓄，别具一格。

14尊胁侍菩萨，有石胎泥塑，也有纯泥塑。面部俊俏，体形修长，或双手合揖，或一手下垂一手抚胸。衣饰紧凑舒美，有袒胸者、披巾者、胸前挽缨者、系飘带者。姿势活泼生动，栩栩如生，与佛的庄严神威形成鲜明的对比。

雕佛造像

南壁的两尊弥勒(交脚)菩萨头戴宝冠，身着袈裟，面庞丰满，仪态端详。右手上扬，左手置于膝头，作说法状。这种装束和姿势，体现了他们虽为菩萨，但又是佛的继承人的这一特殊身份。

窟顶及壁满布浮雕，有树木、山峦、飞鸟、屋舍、宝塔、飞天及佛教故事。正披(北披)浮雕包括了佛降生到涅槃的较为完整的故事，可惜现首尾部分残缺。前披(南披)刻有舍身饲虎故事，因风化严重，现仅余三骑，疑是三王子出游情节。整个雕刻刀法纯熟精到，以简练概括的手法，生动流畅的线条，准确地表现了每个造像的神态和内心世界，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能。

4号窟，今名罗汉洞，内存有18尊罗汉像。1925年，在对南石窟调查时，北京大学陈万里教授用考古方法清理出数尊塑像，确认为唐代所塑，此窟亦为唐代所开。因当时窟中塑像损坏比较严重，后进行了重新修饰，使其成为如今所见之样。

弥足珍贵的南石窟寺之碑

南石窟寺之碑原存南石窟寺1号窟，民国初年出土于泾川王家沟村，现存泾川县王母宫文管所。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厚17厘米。题额阳刻“南石窟寺之碑”，笔意在篆隶之间。额上横列楷书“石窟寺主僧斌”六字。碑文楷书23行，行38字，因下有断缺，现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记载了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阴有出资修建石窟的施主题名，共三列，计五十六人。

《南石窟寺之碑》的历史价值极为宝贵。首先，正是由于其碑尾结衔是“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四将军泾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所以才确切得知南、北两石窟的开凿时间和主造者。其次，从碑文所书“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的记载中，能够体会到当时开窟的艰难，这座绚丽多彩的艺术之宫，是经千百名工匠穷年累月的艰辛劳动而完成的。第三，从《南石窟寺之碑》碑阴的施主题名可以知道，奚康生在修建南石窟寺时，不仅征集了许多能工巧匠无偿为其劳作，而且动员了全泾州的头面人物捐资。在碑阴题名的59人中，包括平西将军府隶下的各级官吏，陇东诸郡太守及下属，泾州所辖15县的县令等，可谓动员了全泾州的人力物力为之效力。第四，因该碑是永平六年所凿，可正《魏书》之误。据《魏书•地形志》，泾州领6郡17县，《南石窟寺之碑》载5郡15县，无平原郡，无阴磐、鹑有两县，嵩显寺的《敕赐嵩显禅寺之碑》所载亦同。又《魏书•地形志》称泾州首县是临泾，两碑所载是安定。还有泾州所领5郡的郡守，唯安定郡称内史，其他4郡皆称太守等，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五，碑文的记载为北石窟寺的发现做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2月，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在考察南石窟寺时不仅清理、认定4号窟为唐窟，而且还找到了《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首，并进一步论证了北石窟存在的必然性。29年后，在距南石窟北约45公里的荒郊，终于找到了北石窟寺，证明了陈万里先生判断正确。

南石窟寺之碑除记载了丰富的历史资讯外，其书法成就为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所赞誉：该碑书法“瘦硬通神，风采奕奕。郑文公碑系永平四年，此则三年。足以奴视张黑女，弟畜郑文公”。陆维钊先生认为，此碑属于六朝书法中“近于《石门铭》而用笔方圆皆能”一派的“整齐”者，“与其学《爨宝子》，尚不如学《南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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