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五岁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 枭雄本色

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书信到家，向家人报告以重兵攻下了捻军重要根据地临淮，捻军各部溃退，族人都说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闻讯大喜过望，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这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新生男儿一生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袁寨，是为了避捻军袭击、众志成城保卫家族安全的堡垒。寨堡一丈高，寨墙外有深沟环绕。寨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角各有一座炮楼，平时每座炮楼及东西寨门均有卫兵值班，几十名卫兵轮流站岗放哨，日夜守护。寨门前架设吊桥，吊桥的升降起伏，是一种既让人安全又孤立无援的象征。虽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对安稳，但是每当捻军侵扰，征尘狼烟，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紧张，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楼鸣枪放炮以助威，直到捻军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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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我们可以解释为：人小无所知也就无所畏，天生胆大就处事不惊。相反，袁寨再坚固再森严，也抵挡不住时不时心理上的恐慌与失衡。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和不确定性，因而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

幼年的记忆和经历让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这里的胡天骄，应是借历史上侵扰中原的游牧民族，代指当时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国。他在二十岁时已经历两次科举落榜，到京城想报捐功名又无望，而这也许是他投笔从戎的契机。

1882年，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

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

1895年12月8日，经慈禧太后批准，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任命，袁世凯成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大臣——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此时，袁世凯年仅三十六岁，事业如日中天。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重任利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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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小镇，由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中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这在中国千百个小城镇中绝无仅有。天津小站从此拉开了北洋军阀集团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

而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此时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凯的麾下，行将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指出顺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其实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号。

四天后，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

然而，清王朝已经背负了太沉重的行囊，它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机体需要全方位换血，不仅涉及政治体制，也涉及经济、金融、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袁世凯无疑在各个领域成为推手和领军人物。而袁世凯处在新旧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

袁世凯试图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袁世凯这样的一种立宪程序使得中国避免了一场南北战争，也给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袁世凯的左右兼顾，南北摆平，就没有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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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袁世凯仍然没有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局限，他的封建皇权意识使他主观地将中国当时的困局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要求跟随自己十几年的幕僚张一麐起草取消帝制的文稿。当时他说了以下这一段话：“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所拟的一稿给张一麐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消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

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乃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立即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袁世凯留给后人的是一面镜子。是明镜还是魔镜?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对此，次子袁克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