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广度，春秋战国时期佛教放生的渊源
放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可见，放生渊源十分久远。那么，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放生是什么样的呢？和现代社会的放生有什么样的不同？下面就到佛教放生中了解吧。
先秦源流与形成中国汉地的放生活动古已有之。狭义单指人命；广义则指一切人命与禽兽。《列子·说符篇》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
不忍是很多人的常情，放生作为零星的事件，在古代各大文明区应该都有。略略读查几本经典，就发现“放生”于先秦中土，并非仅是罕见个例，而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放生”高级动物则是一种亚文化、仁道式理想文化；《吕氏春秋》那种纯属实用目的、不非时杀的不杀幼鸟，并非仁者提倡的行为。
1、西周祭神以陶俑代替活人，相对于商代的习惯，就是对一批人牺的制度性放生。西周时代人文精神的勃兴是东周时期人文精神发展和仁及（高级）生命论的重要前提。
2、《论语》里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相对于陶俑制，推进了不忍和推爱。
3、《孔子家语》“五帝德”章云“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困誓”章云鸟兽避不义之人。清儒多以此书为伪作。但伪作论只是猜测，没有实据，故难成立。而且，1973年河北八角廊西汉墓所出《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大致相同，可谓其不同版本，今人多信《家语》不伪。
4、春秋时期，晏子认为，大仁爱应该推及（部分）禽兽。《晏子春秋》杂上第九章云：“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闻之，不待时而入见景公…再拜而贺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长幼也。吾君仁爱，曾禽兽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西汉刘向的《说苑》也有这个故事。鷇为初生之小鸟。
景公是性情中人，因鷇弱而非鷇小而返之，是出于不忍之心而非出于实用目的。晏子的顺势引导，也表现了春秋时期贤人的看法：圣王之道的仁爱，应该推及（部分）禽兽。
而景公的整体为政如何呢？酷刑广泛、酷税祸民、暴虐人民。孔子所谓“苛政猛于虎”讲的就是齐景公。虽有晏子的缓和，但没有完全改变其暴政性，以致景公死后不几年，姜齐就亡于田氏。周革殷命后，最大的变国事件就是田氏革姜。齐景公为政接近于桀纣，实乃亡国之君。
可见，“放生”来自佛教论，把先秦中土人们的道德水平整体地降低到桀纣层次，完全违反中华文明的实际情况。
5、齐宣王对牛的放生事例据《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觳觫即惊恐发抖。
这里，齐宣王对牛，就是放生。他后来解释道，不是爱财，是出于不忍。站在齐国这个大国的君主的位置看，单论财力，王室的宗教活动可以不在乎几头牛：故宣王之释可信。
或曰：齐宣王以羊易牛，博爱不够。不错。因此，孟子在肯定宣王仁心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以小易大。
其实，先秦仁爱一般都是推爱、等差之爱（墨家的博爱也非泛爱众生）：由亲人推及无辜旁人；由活人推及死人和俑人；并把生命分出贵贱，由最贵之人推及某些灵长类生命。这符合人的情感之边际递减性，现代很多人同情蚂蚁，但一般不同情蚊子。齐宣王以羊易牛，因为在贵贱台阶上，牛贵于羊；论推爱，贵者优先。
6、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论《梁惠王上》孟子对齐宣王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牛，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并云“恩足以及禽兽”、“推恩足以保四海”。
7、“大德曰生”是先秦的流行思想大德曰生，论完整关系，不仅有天地对万物的生育，还有人对人、人对其它生命的生育和保护。推荐：大慈大悲，佛教放生历史介绍
可见，在先秦，放生，在齐景公（消极放生）、齐宣王（半积极放生）那里都有个例；而且，是出于纯粹德心而非功利；而且，行为是被赞颂的，旁边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论，几乎接近佛教的泛爱众生，只能作为小众的自律理想。
佛家的博爱广度，儒墨不及；但儒墨（晏子可谓墨家之祖）的道德深度，佛家不及：佛家的博爱，似为道德之极，但佛教倡不杀生多是为免恶报、积善多是为得偿，有功利性；舍身伺虎只是难以复制的传说或误传；佛家还是有我的，人的需要之本性决定了佛家博爱的上限，没有看到以辛勤劳动来饲养众生的佛说及“墨佛”流派，相反是靠施舍养己，以他人为工具，也有自私：大众化宗教的后面是功利。
另外，至少中土佛教的放生是兼顾功利和灵长，如放生对象是自然生长的龟、蛇、鱼，而非家养的猪、鸭。儒墨作为入世学派，异于佛家的出世性，不可能实行广泛的放生，那样一来，生产难继、且需安置游牧人群，人群必恶（生存压力内卷化）；但放生据次位时，有补益，故赞颂。
可见，中土的放生有不同类型；若论文化倡导，道德层次高于天竺的放生。
《列子》所载赵简子对鸠的放生，正符合正常的推爱范围。据《周礼》卷三十，“献鸠以养国老”，当时的鸠乃贵重动物，且灵性高，故属于放生范围，异于鸡鸭蚂蚁。而且他的放生是为示恩，乃功利，低于孔、晏所倡，低于景、宣所行，实属平常。但持续、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