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到底为什么国军的战报和实际结果相差悬殊

抗战八年中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代价，但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至今众说纷纭，甚至连每次战役歼灭多少日军都莫衷一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跟战场上各方统计数据有失精准不无关系，但最主要还是因为交战双方都会出于种种目的夸大自己的战绩。<br/>那么中国军队对抗日功绩的浮夸有多厉害呢?<br/>1、为了给国人提气，国军在宣传歼敌人数时注了不少水分<br/> 在战时，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交战双方在对外宣传时往往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往小了说。这在国军的抗战宣传上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据时任国军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曾通令部队，为了‘国际影响和鼓舞士气’，对于战场伤亡和毙、俘敌军可以‘以一报十’，而各部队又据此层层加码，神话式的‘战报’就出现了。”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像赵所说的“以一报十”这么夸张，但把战绩往大了说倒真屡见不鲜。<br/>比如大的战役方面以台儿庄会战为例，此战日军承认的伤亡是11984人，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而当蒋介石向外宣布大捷时，数据成了：“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矾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很明显是做了一些夸大。(孙挺信著《中日长江大决战》第33页)<br/>不独大的战役，即便是有影响力的小胜利，在对外宣传上也往往加以夸张。比如孙立人，孙立人简介，孙立人的故事">孙立人一战成名的仁安羌大捷，国民政府及白崇禧等人对外都宣称“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白崇禧回忆录》P230)也就是说仅日军死亡人数就有1200人。然而据1942年4月20日(仁安羌大捷第二天)远征军高级将领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称：“现据孙师长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天远征军美方指挥官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孙立人，孙立人简介，孙立人的故事">孙立人的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也就是说，仁安羌大捷其实敌人死伤人数也就四五百人，并不像国民政府所说的“遗尸1200具”。<br/>不仅中央政府这么干，地方军政部门也不含糊，比如据时任《广州日报》采访主任的张家耀在其日记中所记：“1938年10月15日，报社收到第四路军政治部发来的特讯，谓我军在福田大捷。编辑部人心振奋，以特大号字标题第一版刊出抗战胜利的好消息。……可是这则报导原来是夸大战果，未符事实的。查实日军一个联队(即一个团)在敌机掩护下沿增(城)博(罗)公路向福田进犯，轻率冒进，遭到李振球部的坚强抵抗，敌军意外受挫，便退回博罗整顿。李振球部虽取得了小捷，但伤亡很大，恐难在福田持久作战，李便命所部向增城附近撤退，拟在增江右岸设防坚守。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有意夸大战果，渲染战绩，企图邀功，故发出福田大捷的特讯要各报登载。一般市民听见战胜消息，人心大定。省动员委员会今天还筹备到前线去慰劳呢!晚上回报社，陈总编辑找我谈话。他对夸大战果的报导深表不满，他说如此下去，自欺欺人，终必自吃恶果。”(张家耀《广州弃守前后见闻日记(1938年10月12日-24日)》，《广州文史资料 第48辑 广州抗战纪实》163页)<br/>2、有时为争取美援，蒋介石亦不惜编造大捷，但往往取得反效果，被宋子文痛斥“幼稚”<br/> 除了提振民心之外，在抗战后期，夸大中国军队的战绩更是可以为帮蒋介石从美国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援助，为此，国军甚至不惜制造所谓的“大捷”。比如国民政府在1943年6月对“鄂西大捷”的宣传，据时任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在《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一文中回忆：“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十八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老头子很高兴，指示要大加宣传，嘉奖有功将士，并开列报上有功将领姓名，包括参谋长在内。按一般程序上报战报来不及，你们速拟一简要战报用电话直接报到军令部。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第十一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统计自十八日至今，敌军伤亡人数至少三万人以上，并据目击者称，连日敌伤兵运至宜昌已达万余人。连日我英勇空军会同美国空军，同时以大队编队机群施展其崭新的阵容，协助追击，收效极大。’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就18军正面而言，日军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却夸大为两个师团，把敌人伤亡夸大为几万人，更不可能是事实。”<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98/78/98789530DCDC17ED8A5B4A5050C15415.jpg" class="cont_pic" alt="历史揭秘：到底为何国军的战报和实际结果相差悬殊"/><br/>而对于蒋介石亲自指示夸张宣传所谓“鄂西大捷”的目的，赵秀昆还专门做了很明确的说明：“我作为当时作战的当事人，认为(蒋这么做)是鼓舞军队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至于其它用意，当时也不理解。其后，在六月五日中央社发表的一段消息中，才知道蒋介石有意夸大战果还有乞求美援的作用。这条消息的原文是：‘(中央社华盛顿五日合众电)宋子文部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华军在宜昌附近击败日军之经过，并谓此次华军告捷时，系初次获得空军之掩护，足见有空军参战，实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蒋介石之所以不遗余力制造“鄂西大捷”，背后大有深意。但蒋的“深意”似乎取得了反效果，据当时专司驻美游说的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称，“鄂西大捷”的数据受到了美方的严重质疑：<br/>“二日合众社渝电，军部发言人称：鄂西五月四日至六月卅日战事激烈。日军死伤五万五千八百七十名，其中被俘者四十八名。战利品甚多，计获步枪六百四十枝、机关枪卅挺、迫击炮十尊、战马三百余匹。又击落敌机三架、击沉日军内河航船十艘。云云。文(宋子文)意：稍具常识之人，必觉我方如仅获如此少数战利品，敌人决无五万余人之死伤。以各国战事常例判断，敌方死伤不能超过五千人。无怪美军部及史梯威不信鄂西战事之激烈，更不信敌人此次有胁迫陪都之企图，而证明文以前向军部及各人所述鄂西战况，为不实不尽。窃查我方军事宣传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儿戏视之。且其报告损害政府之威信甚于敌人之宣传，其效用等于第五纵队参加工作。文代表钧座驻外三年之间，工作受其影响殊深。是以恳请钧座切实调整，以精干人员主持军事宣传。缺乏常识者，仅授以宣传大纲数条决不能纠正此种错误。务乞赐予特别注意为祷。”<br/>3、还有不少将领是谎报战绩，以便“加官进爵”<br/>除了振奋民心和争取援助外，更多“虚报夸张，以败作胜”的现象源自于国军将领们谎报战绩，不管是战区级的司令长官还是基层军官似乎都有此喜好。比如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上报战果和对外宣传时说“歼敌4万余，死伤枕藉，并俘敌269名，获战利品甚多”。而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训话时则说：“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重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10月20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九战区的战报有多么不可信。<br/>再如余汉谋所谓的 “粤北大捷”。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自1938年冬失守广州后即退守粤北主阵地，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韶关。1939年日寇南支派遣军从广州大举进犯粤北，先头部队已到大坑口，韶关告急。后因日军要把兵力转投桂南会战而逐步退回广州原阵地，余汉谋指挥部队趁势追击日军取得了一些战果。余汉谋随后竟上报蒋介石吹嘘说毙敌一万多人，国民政府也照着公布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而《广东民国史》引述日方战史则称：“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黎天荣《黄涛点滴》，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二辑 军政类》217页)如果说日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的话，那么余汉谋的顶头上司张发奎提供的数据则更可信一些：“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由此可见“毙敌一万”的说法完全不靠谱。张发奎本人还道出了所谓“粤北大捷”的真相：“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但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我无法评论其它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知道，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左双文《张发奎与两广抗战论述》，抗日战争研究 1995年第4期P94)上行下效，既然长官们都能靠虚报战功得到提拔，那么基层的军官就更变本加厉了。<br/>　 4、当然，日军虚夸其“功绩”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br/> 说中国军队夸大抗日战绩并不意味着日军的数据就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日军的战报也是水分十足，有些甚至还很离谱。比如淞沪会战日军自称伤亡总数为40672人，其中阵亡9115人。而在《第九师作战经过之概要——上海附近之战斗与南京攻略》的原始报告中，在1937年11月上旬追击国民党军队前，该师团业已阵亡官兵3833人，受伤8527人。也就是说，第9师团阵亡人数占淞沪会战日军公布阵亡总数的42%。而第9师团是在淞沪会战开战一个多月后才参加作战的，没有参加闸北、罗店、大场等地的激烈争夺战。日军参加淞沪会战的共有10个师团，难道其他9个师团的平均阵亡数还不到该师团的1/5?很显然日军对外公布的伤亡数字是有问题的。还有，全面抗战刚刚开始仅三个月，日军就已经宣布击落中国空军飞机3000多架，要知道抗战开始中国总共也就600多架飞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作战且编入作战部队的仅296架。由此可见，日军的战报水分也大了去了。(王云飞《八年抗战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杂文月刊(原创版)》 2008年05期)<br/>而关于在华日军阵亡的总人数，《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说法是：“(1946年7月1日)九时半在办事院处内，举行中国事变以来阵亡军民追悼会。阵亡者约20万，近半数为我部下，不胜伤感。尽管仪式简单，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33页)而无论是依据后来日方公布的资料还是根据中方和美方的资料，关内侵华日军阵亡总数至少在40万以上(不包括东北)。据此可知，日军的数据其实也不靠谱。<br/>无论战时还是战后，交战双方出于各种目的都会夸大战果说小损失，这已经成为“战之常情”，抗战期间的中国军队也不例外。当然，无论是为了鼓舞士气，还是为了争取外援，抑或是为个人牟利，这些虚夸和谎报都不值得提倡，但这些无损于中国军人抗敌御侮的英名，更无损于我们对他们守土保民浴血奋战的崇高敬意。<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