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做官时就准备好了离职

杨万里这人有意思，人家做官总是一味顺着杆子往上爬，功名百尺竿头，自古及今，有几个干休？（元.张养浩）不到不得已，没人愿意急流勇退，他呢，才出任京官不久（1170年任国子监博士，时年43岁），就随时准备卷铺盖打道回府。为此，他还预先备好了由都城临安回老家江西吉水的路费，将这笔钱锁在箱底，藏于卧室，并再三戒饬家人不许购买一物，免得去职回乡时成为行李累赘。

不过，杨万里虽因刚正敢言，始终未得大用，或升或降，或内或外，官还是一直当得好好的。直到1192年，在江东转运副使任上，因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认为兹事于民不便，上书谏阻，朝廷不听，反将他降为赣州知府。于是，他便谢病自免，讨个祠官的虚衔，拿一份退休金，告老 还乡了，从此再未出仕。不过时年已满65岁，与今天省部级官员退休年龄也相当了。

杨本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当时一节：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的确，对于杨万里这样一位本来 官欲不重的诗人，弃官归田是一种解脱，是长期备受压抑的心灵的释放，那种回归故土、回归自然、回归老百姓的快感，那种临老重新获得的自由舒展，弥足珍贵，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杨万里一生为官清廉，据说江东转运副使任满，府库有余钱万缗，但他一钱不取（呵呵，此类公库钱如何取之而于法无违，恐怕也是个难题）。当时 就有诗人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只有那根御赐的腰带是镶金的啊）。退休后，唯有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比之辛弃疾的带湖园林，自然是望尘莫及了。不过，今日他老家的《吉安名人录》称道：杨万里年过70（不是70，是65啦），便告老还乡。回家后，他长鬓赤脚耕耘田野，住的房屋也是破烂不堪，三世不加增饰。就连他的夫人除操劳家务 外，还开垦田园、种植桑麻、纺线织布、裁缝衣服，直到80多岁（只活到80，何来多岁？），还年年如此。——恐怕有点夸张过甚了，好歹他是中高级退休干部，基本保障是没问题的，何致于老两口均沦落为农夫村妇？

不错，杨万里晚年乡居尤其亲近周围的劳动农民，请看他的《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白话，传神，没有身历其境且细心体会，绝对写不出来。或许，杨万里兴来时还真会挽起裤脚下田陪农民插上几行秧也未定，但那也只是老夫聊发 少年狂的一时天真外泄而已。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写诗。须知，杨万里这辈子写了二万首诗，居两宋诗人之首，存世的也有四千多首。此外，他还要继续完成《诚斋易传》一书——这是一本研究易经的书，易经是古代中华最神秘莫测的经典，高难度课题啊，这本书奠定了杨万里的理学家的地位，为此，几乎耗去了他最后十七年的生命。

杨万里一生当了近四十年的官，由基层到朝廷再到地方，前后凡三进四出，久经历练，对官场上下内幕的了解至为深切，所以退出后反观既往，看得 也尤为透彻。他有一首写给初涉仕途的长子的诗，不加任何修饰的家常话，语重心长的告诫：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难做须著力。你要做好官，就要多学习，多 读书，靠钻营媚上，纵使得官，也要遗臭千载。你要做好人，对老百姓就应一视同仁，不得另眼相待。……我们家的先人门庭冷落，我何尝不希望你取得高位？但对 高位不可迷恋，迷恋高位就会失去大丈夫的气节。当官要靠真才实学，官职不是可以讨来的。若为当官违法乱纪而被捉，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和黎民百姓？做官的水平难说高低，强中更有强中手，好比下棋，你就是达到了国手水平，国手上面还有更高的国手。——这首诗若拿来作当今的廉政教材，一个字都用不着改。

然而，看了杨万里的生平，有一点令人费解：按他自己的说法，退休后，自此幽屏，遂与世绝，隐居草野，与世无争了，与朝廷除了按时领取那 一份闲俸，也不再有任何牵挂。可是，就在他临终那一刻，却一反他日常诚斋体诗歌传递的清新、活泼和闲趣，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激烈和急躁！

事在开禧二年五月，杨正卧病在床。某日，一族侄从城里归来，进了门就大声嚷嚷，说起朝中权相韩麟幸丫发动对金国的北伐之战。此前，家人正是担心他忧虑国事，但凡收到朝中有关时政的邸报都不告诉他，乍一听到这一消息，他顿时恸哭失声，急着催人拿来纸笔，立刻写下一段文字：韩腚屑槌迹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写了十四句话告别妻子，落笔而逝。

宋史载：（杨）卧家十五年，皆其（韩）柄国之日也。腚凶ㄙ匀丈酰万里忧愤，怏怏成疾。杨万里何致于对韩麟腥绱朔锤校克道矗杨与韩之 间谈不上有多少私人恩怨，就一点小过节：六年前，韩腚兄南园，请杨万里为之作记，并许以高官。万里答：官可以不做，记不可以写。腚泻苌气，就改请他人（陆游）写了。

杨万里不肯为韩麟行醇牵当然是不屑于韩的人品。宋史说韩麟泻苌气，用了个恚字，却也没说他恚后有什么报复或给穿小鞋之类的动作（或者杨早已退休，管不着了）。倒是有案可查，在那以后的几年内，朝廷屡屡为退养在家的杨万里加爵封赏：

嘉泰三年八月，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

开禧元年，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谟阁学士。

还不包括之前数次：庆元元年，有召赴京，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

这一路过来，可都是韩麟斜国之时啊。不论韩麟卸员鹑嗽跹，对他杨万里似乎还过得去，并未见存有什么芥蒂。

如此看来，杨万里对韩麟械难岫瘢完全是出于公义。只能从当时朝廷党争的背景去解释：韩麟新拗伪学逆党罪名，排斥赵汝愚、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名臣，杨万里虽然未被列入逆党名录，但作为一名理学家，自然会站到韩的对立面，表示抗争。

事过境迁，后人以超脱的视野回首这一段历史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驳杂难辨，还真是不可一概而论。

这里涉到了《宋史》中的一句话：杨万里为人刚而褊。又据说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宋光宗亦称：杨万里有性气。杨则引以自豪：禹（光宗）曰也有性气，舜（孝宗）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也说明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缺点。

刚而褊，刚为刚正，褊为褊狭。杨万里的刚褊，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张浚配享高庙。

淳熙十六年，朝议高庙配享，翰林学士洪迈秉承孝宗之意，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杨万里却认为非张浚莫属，并斥洪迈以欺、专、私三罪，惹得孝宗很不高兴。张浚是杨万里学术道德的引路人，也是理学宗门的政治领袖，其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无可置疑，但其政治能力、识见却难以让人首肯，整饬刘光世余部引发哗变，主持隆兴北伐招致失败，与其平生功业大体抵过。再说，配享高庙又是多大的事儿，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为张浚争这个虚名，值得吗？杨万里此举未免带有感情色彩。

综观两宋朋党之争，刚而褊，或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官员的通病。北宋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毁于党争，较之，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为猥琐，小家子气。

韩麟械比徊皇歉鋈宋铮外戚专权，排斥异己，好大喜功，轻举妄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为岳飞平反，将秦桧打回原形，毕竟大快人心。他 的开禧北伐战略上也不能说全错，问题主要在用非其人、无人可用，当然与其自身的处置失当也分不开，表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烂透。敌国金朝也烂，两者实属比烂，你烂，我比你更烂。

另一方面，韩麟卸岳硌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所谓伪学逆党案在一二○二年就解禁了，特别是对叶适这样的人才还委以重任。元代由理学家主导的《宋史》编写，将其归入奸臣之列，有失公允。

朱熹这位理学首脑人物，一生主要从事创宗立派的著述、讲学事业，前后只当过十年官。 他当官，同样不能免俗，褊狭得比别人更厉害。朱熹由赵汝愚推荐，担任宋宁宗的侍讲，等于是皇帝的老师，初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之论。旧 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要求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多次递条子，评议朝政，指责韩腚性诨实凵肀咔匀∪ū。把宁宗惹恼了，不要他当老师了，将他轰了出去，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等请求留朱熹在朝，被宁宗一口拒绝。这事左看右看，朱熹做得不地道，就算你占着道理，如此党同伐异，也太不够策略了吧！朱熹这人，后来的名头越来越大，集理学之大成，生前行为却有点乖戾，或有心理问题，当初他连上六表弹劾台州 知府唐仲友，这也罢了，权斗政争按游戏规则行去就是，但他却非要拿一个军妓（严蕊）严刑逼供不可，藉以坐实唐的罪名，未免太过残忍。

《宋史》还载有一段朱熹对陆游的恶评，说陆游才能太高，功迹太浅，恐怕会被权势者所利用，不能保全晚节。撰史者于是拿陆游为韩麟行 《南园记》为证据，表明朱的预言之高明。这是什么话？为韩麟行匆黄记文，就成了衡量气节操守的试金石？是的，韩先是请杨万里作记，被杨拒绝了，杨有自己的坚持;但陆游接过这手面子活，难道就成罪人了？事实上，从陆游的《南园记》中 ，找不出有任何吹捧韩的谀词，纯出于希望韩担负抗金大业的良好意愿。纵使看走了眼，也与道义、节操无涉。

无独有偶，在韩麟兄鞒值目禧北伐中，当时的两大文坛领袖——陆游和辛弃疾都成了积极参与者。辛弃疾对韩腚懈是热忱鼓励：千载传忠 献（腚性祖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尽管从私交来说，辛弃疾向来与朱熹走得很近，甚至视朱为帝王师，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评价之高无以复加。但基于一贯的抗金主张，他和陆游一样，对韩不持偏见，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再看陆游、辛弃疾对朱熹的义气。1200年，朱熹病故，当时党禁未解，朝廷不许官员参加其葬礼，76岁的陆游写文遥祭：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一片挚情。辛弃疾更是义无反顾，亲临祭悼，作文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不过，若以朱熹生前因伪党案上表认罪一节对比，尽管出于被逼，毕竟未如置军妓严蕊于大刑之下，居然那么轻易就坦白交代了，承认私故人财、纳其尼女数罪，表示深省昨非，细寻今是，朱老夫子的风骨何在？颜面何存？究竟是谁晚节不保呢？

王夫之将南宋士人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弄权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一类是明哲保身者，凡事留有余地，首鼠两端。二者之患，皆本原于居 心之量，不能据中道以自成。所谓中道，即指无偏无党、无朋党之恶的大中之道。其实，褊狭，或是朋党人士的最大性格弱点。以朋划线，不能容人，不能和衷，因人废言，因人废事。非白即黑，非友即敌，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这样一种两极化思维严重禁锢着士大夫们的头脑，遂使任何有意义的施政和改制都成了互相攻讦的题目，最终导致王朝在内耗中走向败亡。

人是复杂的，尤其是官员。性格的多面、心理的明暗、利益的交缠、善恶的互现，身上的正负面因素无非多一些少一些而已。三七开就是大好人，五 五开不好不坏，倒三七就是坏人了。君子与小人、天使与魔鬼往往就在同一人身上。裴矩在隋为A人，在唐为忠臣。唐太宗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考验是否廉洁，一刑部官员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裴矩提出：受贿当死。但行贿呢？以这种方式试探官员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的准则吧！唐太宗听了 大为欣赏。司马光赞曰：君明臣直。这是皇权体制下依托人治的最佳状态，无奈古往今来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不多。南宋朋党之争掺杂了更多意气用事，几无原则可言。从张浚、赵汝愚到韩麟校再到史弥远、贾似道，忠与奸的光谱色系令人眼花撩乱，足致色盲。

相对而言，跳出官场的杨万里还是比较通达的。他的理学见解与朱熹等人所主张的义理之说亦有所不同，比如他对仁的解释：何以为仁？曰财而已。……财散则民聚，此仁之实也。……何谓义？教民理财，义也。（《系辞》，《诚斋易传》卷十七）人在平心治学的时候，持论总是相对公允、诚实而较少 偏见。综观杨万里一生，他的刚而褊，更多的表现在刚的一面，褊在其次。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杨万里.《竹枝歌》）世间万事，包括官场纷扰，该休处还是休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