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的历史上法官们为何都不乐意接办通奸案？

宋室南渡后，由于大量法律文书焚于战乱或者遗失，“无从稽考，乃有司省已（记）之说，凡所与夺，尽出胥吏，其间未免以私意增损，舞文出入”。为了减少胥吏乘机舞弊作奸，朝廷分别于建炎四年、绍兴三年、淳熙二年、淳熙九年、庆元二年五次大规模修订健全法案，以《庆元条法事类》最为完备。

我查阅了其中“刑狱”条目的残刻本，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里的一些真实案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光法官们最不乐意接手通奸案子，法律的修订者对通奸案亦有躲闪的迹象，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简明得似乎通奸案就不应该发生。一般来说，已婚妇女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即为通奸。在封建社会，这类行为是本该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了，但南宋法律却对此只作了简单甚至有些武断的处理，“凡举，各拘两年”，也就是说，只要有人举报，官府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把男女双方抓回来拘禁两年拉倒，就这么简单。如庄绰《鸡肋编》记载了绍兴年间的一个案子，说有个叫黄渐的男子，带着妻子朱氏和小儿子住在陶岑家做私塾先生。和尚妙成也住在陶家，可能住在家庙里。有人指控朱氏与妙成通奸，判官下令三个男人（和尚、丈夫和主人）一起打，各60杖，妻子发配充军两年，任由那儿的士兵抽签决定把她配给谁。赵炎以为，这个判决糊涂透顶，显示出这位判官的烦躁情绪。且不说这个案子真实性如何，即便真的发生了，这么判，法律依据何在？为何不同样拘禁和尚两年呢？丈夫和主人何罪之有？

主人陶岑忍了，但那位丈夫不服，上诉到更高一级官府。第二个判官对处罚妻子感到气愤，他解释说，尽管有处罚的条款，但针对的是下层人家的女人、没有丈夫的女人、或是丈夫不愿让她回家的女人，而不适合这个希望妻子留下来的丈夫。事实上这位法官提出，为了对付可能的诬告，只有丈夫提出指控的通奸案才应予以受理。最后，判官把那女人交还给丈夫，条件是他们必须离开那个镇子。不能不说第二位法官更为理智，但不乐意的情绪依然很明显。他在司法解释中，把举报的范围武断地缩小到仅有丈夫才有的权力，把通奸主体之一的女人身份几乎全部低贱化了。试问，难道下层人家的女人就不是良家妇女？如果这样解释，那穷人家的妻子为了生活周转的需要，让“贴夫”（他们得付钱）留宿，该怎么办？而南宋时期的和尚，通常最可能成为住在寺庙附近的穷人家的“贴夫”（奸夫），又该怎么判决？

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情节，比如其中是否存在强奸的性质（若是强奸，女方无罪）、男方是否是在职官员（若是官员，女方无罪）、女方是否是好人家的未婚女儿或别人的妻子（若不是，男方无罪），等等。再退一步说，假如一个男人与妓女、歌女、娼妇或自己家的婢女、妾发生性行为，有好事者吃饱了没事干玩举报的游戏，岂非冤枉死人？南宋立法者及执法者如此草率对待通奸案，让我想起现在的人们对付小偷的办法，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了打个半死再说。从现存的南宋各种法律案例资料来看，法官似乎都不太愿意接办通奸案，即便接办了，也是草草了事。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何原因呢？据赵炎分析，可能跟官员的文化心理（面子）、地方政绩和整个社会需要稳定等三个因素有关。

通奸案跟强奸案不同，说白了，通奸的发生，即意味着妻子对丈夫在情感服从及肉体从属上的背叛，这是儒家纲常所不能允许的。作为儒生群体的法官们自然不乐意见到或者经手，可是有人告发了，又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审判过程中若明察秋毫，实非其本愿，文化心理上的纠结，导致情绪的烦躁，不火冒三丈才怪。实际上，这种文化心理亦并非官员才有，许多“受害”的丈夫也有。很多丈夫宁愿掩盖妻子与人通奸的证据，比起把妻子或她的情人告到法庭接受惩罚，他们更愿意试着自己解决问题。如孝宗淳熙六年，一个丈夫告到邻保（不是正式的官）那儿，声称他发现妻子与当地一个县吏通奸。因县吏逃走，丈夫决定不公开这件事。但他担心儿媳知情，就让儿子休掉她，后来他还休掉了自己的妻子。

几个月以后，父子二人都后悔了，才到正式衙门告状，要求让两位妻子回来，刑事官司与民事官司一起打。判官判决惩罚那位通奸的吏员，杖100棍（很严重了），但是并没做主恢复任何一桩婚事。说明判官内心里并不希望这起官司出现。这对父子在文化心理的驱使下，伤了自己，也伤及当地官员了。南宋法官和封建社会其他时期一样，中央设置有专职的，如大理寺和刑部提刑官等等，地方上一般没有专职法官，多由地方官充任，即使出现通判一职，往往也不一定专门做审判的工作。地方官从政绩角度考虑，为了自己的升迁，巴不得为官一任，一件案子也不出，这才显示自己真的“造福一方”了。这是其一。其二，通奸案乃风化大案，如果频繁发生，说明地方官教化地方不力，这在文官理政的南宋，是非常无能的表现。有人会指着某官员的鼻子问，你满肚子子曰诗云干什么吃的？

另外，南宋外患严重，大环境决定了内部维稳的重要性。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也，宋高宗及以后的几位皇帝都把国内稳定作为施政之先，这一点，地方官个个心知肚明。通奸案虽然跟老百姓闹起义不能比，但一旦发生，至少牵连了两个家族，甚至更多，且坊间议论一定少不了，这都是不稳定因素。比如绍兴十四年，南京有个六十多岁的大家族男人娶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为妻，而这位年轻妻子逼着丈夫让一个十七八岁的孤儿到家里做养子，然后她就和养子同睡，丝毫没有遮掩的意思;丈夫为了免遭邻居嘲笑，被逼得悬梁自尽。案子发生后，丈夫家族和女方家族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和群殴，使得南京知府大为狼狈，好不容易才得以平息，最后还免不了被朝廷申斥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