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出身四世三公世家 实力雄厚 却好大喜功刚愎自用 空有四州之地以至于功败垂成

袁绍出身东汉名门汝南袁氏，自袁绍曾祖父起，袁氏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他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三公”之称。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而后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统一河北，势力达到顶点。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

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在三国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更是如此。袁绍作为一代枭雄也曾叱咤风云，但由于他在官渡之战中败给了曹操，于是从此便成为了历史的失败者，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次的失败足以抹杀他全部的功绩和辉煌，岂不可惜？

袁绍，字本初，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官宦世家“汝南袁氏”。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因此称为“四世三公”，而袁绍一直引以为豪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耀眼的出身，在汉末纷乱的局势下，一个好的出身尤其重要。袁绍乃是袁逢的庶子，母亲身份低微，只是一个婢女，因此同为袁逢嫡出的儿子袁术便非常的瞧不起自己这位兄长，并不承认袁绍是袁氏之子。

也正是这个原因，袁逢一早便将袁绍过继给自己早逝的兄长袁成为一脉，袁绍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喜爱。凭借世资，年少为郞，袁绍不到二十岁已出任濮阳县长，有清正能干的名声。不久，因母亲病故服丧，接着又补服父丧，前后共六年。由于袁氏门第显赫，门生故吏遍天下，因此前来奔丧的人络绎不绝，门可罗雀，甚至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这时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残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代表的“党人”。

袁绍虽自称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英雄记》对此的记载为：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不应辟命。中平六年，汉灵帝去世，长子刘辩即位，袁绍与大将军何进共谋诛宦官，但太后不从。原本东汉时期的宦官之祸早在汉和帝之时就已存在，由来已久，因此这并非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只需剪除首恶，其余不必妄加残害。

可偏偏袁绍不懂得这个道理，还出了一个馊主意，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为了几个宦官，袁绍居然要召外兵进京，这岂非引狼入室之谋？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袁绍此举可谓因小失大，而董卓进京也是汉末天下大乱的源头，从这个角度来说，袁绍间接造成了那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乱与纷争。

董卓进京之后，张让等为首的几个宦官自知难逃一死，决定破釜沉舟，将大将军何进杀死在宫墙之内，何进被杀之后，袁绍带兵冲入皇宫，将宦官斩尽杀绝，有些没长胡须的年轻后生也被误杀，死者两千余人，血流成河。据《三国志·袁绍传》载：绍既斩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袁绍此次的大肆杀戮体现了他的昏庸和残忍，至此，维持东汉王朝的两大势力：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再也无力干预朝政，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军阀，其中尤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代表。同年，董卓为了树立自己在朝中的威信，决定行废立之事，废皇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袁绍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可谓精彩。

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卓欲废帝，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谓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

袁绍在面对董卓的强硬态度时，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义正辞严的反驳，颇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可惜这样的时刻毕竟只是昙花一现的瞬间，并未伴随袁绍太长时间，之后的他甚至打算另立皇帝，这和当初的董卓又有何分别？

初平元年，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惹得天怒人怨，于是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董卓得知袁绍在山东起兵，就把袁绍的叔叔袁隗以及在京师的袁氏宗族全部给杀了。此时，豪杰大多归附袁绍，而且因他一家遭难受到感动，人人想着为他报仇，所以州郡蜂拥而起的部队，没有不打袁氏旗号的。

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于是挟持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但是，讨伐董卓的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迁延日月，保存实力。酸枣驻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酸枣粮尽后，诸军化作鸟兽散，一场讨伐不了了之。同样参与讨董盟军的曹操曾在一首诗中描写了当时战乱的惨象，以及关东军阀不思报国的自私面庞。

其诗曰：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起初，各路诸侯集结讨伐董卓，是为了匡扶汉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可是就在东汉王朝面临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时，各路诸侯眼见汉室倾危，便不思进取，名为讨董，实则发展势力，以图壮大。如果说当时还有人尚以国家为念，奋不顾身起兵诛乱，那也只有两个人，就是曹操和孙坚。袁绍由于“四世三公”的出身被推为盟主，可是却不能团结所有力量，拯救国家危亡，整日里大摆宴席，观望不前，大失天下之所望，使得此次的讨董行动雷声大雨点小，草草收场。

后来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说道：“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可见汉末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董卓之祸，在这一点上袁绍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元199年，袁绍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河北，拥有几十万军队，俨然成为了汉末实力最强的一方诸侯，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的野心更大了，给献帝的进贡逐渐减少了。此时，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已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了。袁绍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一举攻灭曹操。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沮授建议以逸待劳，采取持久战，而郭图、审配则主张速战速决。

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食充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诋毁沮授，因此袁绍削弱了沮授统兵的权力。公元200年，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此时，田丰劝袁绍趁曹操在外举兵袭击他的后方，可是袁绍却以孩子有病为由拒绝了。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

袁绍在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时，居然因为孩子生病而错过，实在是优柔寡断，绝非做大事之人，这种不分轻重紧急的性格也不适合乱世的生存法则。起初，在官渡之战刚爆发时，袁绍势力庞大，完全有机会消灭曹操，独成霸业，因此曹操帐下的谋士大多认为袁绍不可战胜，主张讲和，更有甚者写信给袁绍，为自己找条退路。

就在形势极为不利之时，曹操对袁绍的一番评价才鼓舞了士气，曹操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可以说曹操对袁绍的这一评价还是十分精准的，一席话道出了袁绍多谋寡断的性格缺点。

就在官渡之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时，袁绍手下的颜良、文丑两员大将先后被曹操所杀，其中颜良是被关羽所杀，而文丑则是死于乱军之中，这极大地削弱了袁军的战斗力。而后，袁绍手下文武又明争暗斗，各结党羽，十分不团结，这使得许攸叛逃，投降曹操，许攸的背叛是官渡之战曹操反败为胜的转折点。因为曹操采纳许攸之计，当机立断派轻骑火烧乌巢，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不得不承认曹操在做决策方面十分果断，在这一点上远胜于袁绍，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遇事总犹豫不决就会坐失良机，正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当曹操奔袭乌巢之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援，郭图却认为应该进攻曹军大营，袁绍听从郭图的建议，不救乌巢，从而逼反了带兵攻打曹营的张郃、高览二将，使得袁军大乱，一蹶不振。

在此战中，袁绍损失七八万人，而自己也在两年之后郁郁而终。袁绍这个人有个特点，凡是对他有利的意见他一概不听，凡是对他不利的意见他通通照办，总的来说，他能够成功的避开所有正确的意见，这种特异功能也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

袁绍在临终之前，又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那就是立嗣之事，袁绍因为少子袁尚长相俊美，格外偏爱，打算废长立幼，传位于袁尚。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而未显。袁绍喜欢小儿子袁尚的理由可真是有够奇葩的，居然是因为貌美，曹操虽然也偏爱少子曹冲，但那是因为曹冲的聪明。可想而知，袁绍以这个理由偏爱少子必然会引起兄弟相争。袁绍去世之后，长子袁谭和少子袁尚为了争权夺利而相攻，最后被曹操各个击破。公元207年，曹操先后消灭了袁氏所有势力，统一了北方，而袁绍也成为了历史书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名字。

袁绍其人，出身官宦世家，少年时便播名海内，在董卓废立皇帝时也曾仗义执言，颇显英雄本色；可他作为讨董联军的盟主，不思进取报国，只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实在有违忠义；在官渡之战时，袁绍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一意孤行，不纳忠言，败给了实力弱小的曹操；最后他又废长立幼导致兄弟相争，可以说这一连串错误使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乃至数十年奋斗之基业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