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大梦被皇太极戳破：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发生的背景：<br/> 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发生的背景情况。<br/>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br/>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br/> 从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br/> 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21/76/217632717D65EC9F9B9B6F0E140D349A.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万大军，但实际上许多部落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发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明人称卜失兔），将其击败，逃往鄂尔多斯。他随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台吉诸部，激起蒙古各个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聪二年，他与各部联军在土默特赵城大战，虽然获得惨胜，但引起的仇恨越来越大，各个部落都纷纷叛去。喀尔喀五部、奈曼、敖汉、炒花、喀喇沁残部等都一窝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对于后来的入口尤为重要，后文将进一步详述。<br/> 皇太极对于来投的蒙古诸部极为重视，给赏联姻，并于天聪二年九月率领诸部出征察哈尔。这样一来，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皇太极的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口创造了条件。<br/> 在明朝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崇祯上台比皇太极要晚一年，当时年仅十七岁。这位少年皇帝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权谋，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准备，然后干净利落地除掉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并清理了所谓的“阉党”。当初被魏忠贤一伙所排斥罢免的官员又被纷纷启用，崇祯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天津、登莱军务。袁崇焕疏辞，不许，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见于平台。他在与皇帝的对答中，慷慨自许，夸口要“五年平辽”。崇祯大为宽慰，温言答之，赐其尚方剑，蟒玉、金币，并保证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br/> 袁崇焕出关后，首先处理了宁远因为欠饷而致的哗变，然后修城堡，清兵额，统事权。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岛总兵毛文龙议饷，于双岛以尚方剑杀之，并收编其统辖的东江镇部队。与此同时，袁崇焕又积极与皇太极展开第二次议和，双方往来的书信从崇祯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极出兵之前，络绎不绝。<br/>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师伐明。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宁锦，而是取道蒙古，破长城隘口而入，直捣内地。“己巳之变”发生了。<br/> 也怪不得崇祯要把袁崇焕砍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