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这里陨落：使宋朝灭亡的山之战
山位于广东新会，依山傍海，风光怡人。千百年来，无数骚客游人来此观瞻，凭吊那一段无数烈士仁人用生命谱写的悲壮历史。七百多年前，经济领先当时世界、文化臻至历史颠峰、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在此亡国;丞相陆秀夫于此背小皇帝跳海，宁死不辱;将军张世杰在此拼尽余力，死而后已;汉人张弘范立碑“张弘范灭宋于此”，以表功绩;后世人在此毁碑立庙，祭奠英魂。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英雄之身与海浮沉，长埋深底，豪杰之事感天动地，史册留芳，庙宇之中香烟缭绕，常年不衰，寄托后人无限哀思……
公元1276年，临安城下，御史杨应奎代表宋宗室，向蒙古元帅伯颜投降，并奉上国玺降书。大宋三百年江山气数已尽，蒙古将士志得气满，以为一统河山，指日可待，几座负隅顽抗的城池，传檄可定，些许南下的宗室将相，唾手能得。万万不曾想到，就是这几座城池、些许将士，竟令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阻力，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爱国将领们，行己有耻，不甘屈膝受辱;士民工商们，挣扎求存，不愿任人宰割、奴役，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民族的尊严，他们结成一体，誓死抵抗蒙古人的野蛮入侵，用自己的生命与热诚书写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篇。
一、君王传北无穷恨，忍看山河变异国
古来君王掌握天下权柄，生杀予夺，呼风唤雨，引无数英雄智谋之士折腰向往。可惜世间事从来没有尽善尽美的，帝王高高在上，占尽风光的同时也失去了最宝贵的自由，一言一行都要记入史书，一举一动皆是万众瞩目。他们大多生在宫禁之中，养于妇人之手，皇帝的地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也无法摆脱，于是，他们中有的纵情声色，任意妄为，弄垮了自己的身体，败光了祖宗的基业，落得万世骂名;有的大权旁落，一生受制于人，充做光鲜的傀儡。个别英武圣主，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毕生勤勉谨慎，劳心苦行，难得一日清闲。如此看来，做皇帝还真是不易，暴君好做，终将害人害己，众叛亲离，明君高山仰止，却要毕生劳碌;庸君受人摆布，心苦只有自知;当然，在这许多皇帝中，最悲惨的还是那些亡了国的皇帝，有的一尺白绫、半壶鸩酒，传车弃市，算是死的干脆，有的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尽敌人的侮辱。如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愍帝洗爵执盖，宋钦宗马踏成泥。一朝龙游浅底，便是想做个平民也不行了。如此凄惨难堪的境地，便如李煜词中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如刘宋末帝所叹“愿生生世世毋生帝王家”。相对来说，忽必烈对南宋亡君还算仁慈，不仅不杀不辱，还封爵善养，究其原因，一则赵显年幼，对大元没有威胁，二则忽必烈笃信佛教，想为子孙积些阴德。就是他的一念之仁，竟使数十年后大元帝位落在赵显遗腹子的身上，这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了！
闲话少叙，却说宋臣献降后，伯颜入主临安，次日即入宫宣诏，有“免系颈牵羊”之语，谢太后哭着对小皇帝说：“天子圣恩，你应拜谢。”降礼完成之后，元军将小皇帝、全太后、芮王、沂王、度宗母黄氏、一众官僚、及太学诸生等一并押往燕京。太学生徐应镳与其二子、女元娘不愿受辱，投井而死。
押送队伍途径瓜洲，李庭芝与姜才召集将士，慷慨陈词，一句一泣，将士都感动流涕，共同发誓夺回宫驾。于是，李庭芝散尽金帛，犒赏三军，以四万人夜捣瓜洲，历经三个多时辰的鏖战，取得优势，元军被迫簇拥着小皇帝等向北撤退。姜才一路追赶，直至蒲子市，眼看追到，却遇上了阿术的援军，姜才明知不敌，仍坚持邀战。阿术派人招降，姜才道：“吾宁死，岂作降将军耶！”一番苦战，终因众寡悬殊而败归。另外，真州苗再成等都曾出兵争夺圣驾，也都没有成功。
宗室北行诸事，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见的是，一般平日颐指气使，养尊处优的皇室贵族，历经国破家亡，颠沛万里，任人驱使谩骂，滋味一定不好受。不知这群饱读诗书的人们在北上的路上，会想些什么？是否会想起几年前汪立信所开的那剂救命良药，是否会想起文天祥、张世杰坚守都城以待勤王之师的铮铮谏言，还是后悔当初谄事奸相贾似道，以权谋私，排害忠良。早知如此，不如联名抵黜奸相，任贤选能，励精图治，不如勤修边防，用良将，信赏罚，励士卒，不如薄役轻徭，与民同舟共济，不如……可惜，一切都太迟了，国将破灭，家已殆亡，此身幸否，也要仰人鼻息。唉，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有权有势的人，真该居安思危，慎小杜渐，不要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骄奢无度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失去一切，落得进退维谷、生杀由人的悲惨下场。
饥餐露宿，饱历风霜，一行终于到了燕京，前日出使被扣留于此的家铉翁前来迎谒，他趴伏在地，痛哭流涕，自言奉使无状，不能保存大宋宗社。太后、群臣相顾无言，唯有默默垂泪。之后，小皇帝和太后被押赴上都。乙巳日，元世祖忽必烈授小皇帝赵显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从行的安康p夫人、安定陈才人，在赴上都的路上，悬梁自尽，有血字留于裙带：“誓不辱国，誓不辱身。”后人有诗赞曰：
北向山河改颜色，君臣相对涕泪多。
哪如红颜知此恨，不辱清躯不辱国。
北边的太后、小皇帝已屈膝受封，南方的诸将却还在苦苦支撑。许是上天也觉宋祚未尽，就在小皇帝封为瀛国公的前一天，宋陈宜中、张世杰等奉益王g在福州即帝位，国号景炎。这一旗帜的树立，重新唤起了众多守将、义军的斗志，而日趋统一的指挥部署，也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南宋政权在蒙古大军如巨石压卵般的威迫下，仍顽强的活着。
二、恨此夷狄多兽性，锦似繁华转头空
近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叫民族融合，这些人认为蒙古与华夏王朝之间发生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彷佛没有文字、不事农耕的野蛮民族征服了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反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成为历史的重大进步。彷佛只要冠以统一的名义，任何野蛮、血腥与罪恶都可以变得神圣。殊不知统一固然重要，却也需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形势，符合人民内心的迫切需要。比如秦、汉、晋、唐、宋、明的统一，都是在诸国军阀长期混战后，因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所以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出现，结束战乱，重建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而元与宋的时代显然不是这种情形，当时的南宋朝廷确是权奸当道，腐败横行，死气沉沉，但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足以保证人民的物质需求，没有内乱、兵变，也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和农民起义。虽有种种弊端，但完全没到非要外人插手不可的地步。蒙元入侵南宋，根本就是垂涎汉地的肥沃和财富，是游牧民族弱肉强食贪婪本性的延续。
蒙古的祖先生活在中亚和蒙古高原一带，是世界最大的草原地带，生存条件恶劣，常常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他们的文明处于半饥半饱的粗陋和低下的状态，没有成形的礼法规范和道德约束，只是简单的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了争夺水源和草场，部落之间互相斫杀，胜者为王，败者为奴，胜者占有失败者的所有妻儿财物。儿子可以收继父亲的妻妾，杀掉无用的老人。游牧民族与汉族地区的富裕文明形成了巨大反差。宋以前的蒙古族从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与以汉文明为主的华夏文明都没有相通之处，是截然不同的种群，毫不相干的民族，其间的差别比现代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差别还要大。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时候完成了部落的统一，并空前强大，他们南侵西征，给华夏各民族以及西方伊斯兰、基督民族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杀人盈城，劫掠一空，涂炭殆尽，哀鸿遍野。很多人都不明白，如果他们还是人，怎么可以真的将所有善良、温顺平民百姓杀的一个不留。在现代一些历史学家把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征服世界描写成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让人们知道，那些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的人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到底意味著什么。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造成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触目惊心。金国4500万以上的登记人口，在各地屠城以后，剩下不到700万，除去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被屠杀。据历史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西征，同样残酷，许多弱小的民族从此在历史上失踪，阿拉伯学者依本-阿特在札记里讲：”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伶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可以说，蒙古帝国的发迹史也正是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血泪史，其滔天罪行，累累血债，罄竹难书！
当时的蒙古人对自己的兽行又做何感想呢？也许大元太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原来如此，杀戮、抢夺、奸淫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世界上所有抵抗他们侵略的，干涉他们行乐的，都是拒绝统一，拒绝融合的历史罪人，理应被灭，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也都是他们的敌人，活该被杀，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蒙古当权者的处事方式发生转变。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元世祖忽必烈，由于他长期经营汉地，受汉文明影响较深，曾先后招揽了赵璧、僧子聪（即刘禀忠）、张文谦、元好问、窦默、姚枢、许衡等一大批贤人儒士，为其出谋划策。在争夺汗位以及建元称帝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忽必烈虽然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但多年与汉族士人接触，耳濡目染，使他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充满敬畏。他深知文质彬彬的汉文明中蕴藏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血性;外表温文尔雅的汉人骨子里却透着不甘屈服、不甘压迫，宁为玉碎不做瓦全的刚毅。单凭武力很难征服偌大的中国，更不可能摧折汉人的意志，只有推行儒家思想，在文化层面与汉人取得一致，才可能达到统治汉人的目的。于是他开始大量任用汉官汉将、修建孔庙、兴学办校、减轻赋税，推行了很多休养生息的善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改善了诸色人等的生存境遇。公元1274年6月，忽必烈认为时机已然成熟，以贾似道扣留元使为借口，大举伐宋。誓师之际，忽必烈宣布“将士勿得妄加杀掠。”7月，伯颜等陛辞，忽必烈对他说：“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你要体会朕意，效法曹彬。”他要充分利用儒家大旗，以仁者之师、吊民伐罪的姿态南下。
不管出于何种用心，忽必烈止杀抚民的号令达到了预期目的，许多南宋兵将由于不满朝廷奸佞当国，残害忠良、赏罚不明，纷纷投诚，甚至反戈一击。于是，蒙古大军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击溃了贾似道的大军，摧枯拉朽般攻城破寨，顺利占据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连续的大胜，使军队变得娇纵，蒙古人骨子里残暴贪恋的本性逐渐显露，破坏城市，焚烧建筑，杀人放火，抢劫平民，奸淫妇女，屡禁不止。暴行不断生机，人民流离失所，许多原本富庶繁华的城镇，空余断垣残壁。而其中最令人发指的还是元江南释放总统嘉木扬喇勒智，他纵容部下挖掘南宋历代皇陵，掠尽珍宝，其后竟将诸帝骸骨，杂置于牛马枯骼中，弃于荒郊，并拆毁宫殿修成“镇南”塔，史称“杭人悲感，不忍仰视”。
此时的蒙古朝廷以为南方战势已成定局，为笼络立功的将士，宣布解除军中的禁酒令，默许将士将战争中获取的财宝妇女占为己有。同时，以立法的形式公然将各民族按照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北方的`汉，包括契丹、女真）为第三等，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人民）为第四等。不同等级的民族享有不同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极不平等。为了保证蒙古贵族的优越地位，防止民族被同化。忽必烈制定推行蒙古文字，使蒙古族拥有多种特权，同时，他还重用色目佞臣阿合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弄得民情鼎沸，怨声载道。
从此，南下的元军再也不提什么吊民伐罪，有的只是占领、掠夺和屠杀，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纵火、屠城、虐杀、奸淫……不愿做奴隶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南宋虽然组成了新的朝廷，但各支反抗力量被蒙军隔散，各自为战，在战略上处于绝对被动的状态。面对凶残暴虐的敌人，层出不穷的叛徒，无援缺粮的窘境，生存还是死亡，抵抗或是屈服，是所有宋人必须做出的抉择，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广大爱国将领、义民烈士在血与火的考验下，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向异族侵略者屈膝投降。他们以必死的信念，与侵略者展开惨烈至极的搏杀，哪怕希望渺茫，也绝不放弃……
三、时穷方见豪杰士，灿若繁星列银河
扬州：元阿术统领大军，驻寨围城，久持不下。扬州城内弹尽粮绝，死者枕籍满道，而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始终坚守不屈。阿术许以大官，让兵败被俘的宋将赵淮前往招降，赵淮一口答应，待到扬州城下，却大声呼道：“李庭芝，尔为男子，死则死耳，毋降也！”阿术恼羞成怒，当即杀死赵淮。临安朝廷投降后，阿术以宋谢太后手诏，令李庭芝出降。庭芝登上城楼，对使者说：“奉诏守城，未闻召谕出降也。”谢太后以为李庭芝不懂她的意思，再次下诏：“前次下诏，令卿家投诚，久久未见回报，莫非不懂我的意思吗？如今我与皇帝都已臣伏，卿家还为谁坚守？”庭芝不答，命发弩射杀使者。阿术派兵断绝了扬州的粮饷通道，驱赶淮西降卒来到扬州城下，向庭芝示威。有幕客劝李庭芝早图后计，庭芝道：“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再次派遣使者来招降，庭芝斩杀使者，将招降诏书在城头烧成灰烬。粮食吃光了，城里军民就煮牛皮、啃树皮来充饥，甚至有人吃掉自己的儿子，山穷水尽之际，忽必烈降诏赦免庭芝焚诏、杀使的罪责，令他尽早归降，又被庭芝拒绝，扬州上下始终力战不屈。此时，福州行朝来使相召，庭芝命副将朱焕镇守扬州，自己与姜才领兵七千入海前往福州。庭芝刚走，朱焕便献城投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杀死步卒千馀人。在泰州，将李庭芝团团包围，并驱赶将士们留在扬州的家眷到城下招降。姜才背疽发作，不能出战;泰州裨将孙贵等乘机开北门，引元军入城。庭芝见大势已去，跳进莲花池自杀未遂，与姜才一起被擒，押送扬州，阿术责骂二人不肯投降，姜才道：“不降者我也！”愤骂不已。阿术爱惜二人，犹豫不决。朱焕怕李庭芝被重用，对自己不利，进言道：“扬州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都是李庭芝和姜才造成的，不可不杀！”阿术于是下令斩杀二人。扬州百姓闻悉，无不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