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限度:宋朝皇帝所受10道束缚究竟是哪些？
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两宋三百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权相出现了一大串，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名单：丁谓、王安石、蔡京、秦桧、韩腚小⑹访衷丁⒓炙频溃等等。宋代可能没有很好地解决权相专政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了有效限制。
那么现在就来分析对宋代君权构成约束的各种力量。
一、天
首先让我们从古代帝王心目中最不可亵渎的神秘力量――“天”说起。
在秦始皇建立帝制之后，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汉代时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才在皇权之上设置了一个更高位阶的“天道”，将“绝对皇权”改造成“相对皇权”。现在受过理性启蒙的人们似乎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了，但在秦后各个王朝，天命、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古代的君主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这一反常的天象让真宗诚惶诚恐，对宰相说，“朕德薄，致此谪见，大惧灾及吾民。密迩诞辰，宜罢称觞之会，以答天谴。”连生日也不敢过了。
而熙宁年间，王安石为说服宋神宗压制异论，厉行新法，则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实就是蛊惑皇帝摆脱天、祖宗成法与舆论的三重束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皇权专制主义的生成。也因此，当宰相富弼听闻王安石向神宗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的时候，就坐不住了：“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
后来神宗暂罢新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天命”的敬畏。据《宋史》载，“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东北流民，每风沙霾耍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有一个叫做郑侠的小吏，不忍看流民流离失所，绘成《流民图》，上书宋神宗，请求罢去新法，“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诏令“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越三日，大雨，远近沾洽”。
君主敬天，所以不敢一意孤行。“天”作为节制人间君权的神秘力量，在宋代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誓约
另一道对宋朝君主的束缚来自“誓约”，这也是宋代特有的皇权约束机制。“誓约”为开国之君宋太祖所立，这一典故在南宋笔记《避暑漫抄》中记录得比较详细：“艺祖（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也有人怀疑“誓碑”之事为宋人捏造，毕竟那块石碑谁也没有见过。不过证之其他史料，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即使“誓碑”存疑，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记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还有人认为，即便真有“誓约”，也意义不大，不过是一份秘密的遗诏而已。“誓约”确是太祖遗诏，但更准确地说，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的遗诏更大的约束力。事实上，两宋三百多年，除了一二特例，大体上也做到了“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神宗想斩杀某漕官，却受宰相蔡_抵制，结果这个皇帝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三、条贯
“誓约”只是宋朝的特别约法，此外还有一系列日常制度与程序要求君主遵循，在宋代，这叫做“条贯”。开国之初，宋太祖便已意识到“条贯”乃是预防后世君主肆意妄为的“妙法”。据宋人马永卿的《元城语录》记载，“太祖即位，尝令后苑作造熏笼。数日不至，太祖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左右曰：‘可问宰相。’上曰：‘呼赵学究来！’赵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
按照宋代的“条贯”，内廷要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需经过非常繁复的程序，层层审批，走完这些程序，最快也得几个工作日。其间如果台谏觉得不妥，还可以驳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对这样的“条贯”开始时很不耐烦，也想不通：“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但经过宰相赵普的解释，太祖就明白过来了，庙堂不比民间，民间可以用数十钱买一熏笼，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当然需有“条贯”约束，否则后世君主挥霍无度，岂不后患无穷？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条贯”，高宗的妃子才会说“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
“条贯”，换成今天的说法，即法条、法律。历朝立法，至宋代时最为完备，用南宋学者陈亮的话来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与陈亮同时代的叶适也说：“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
而且，宋代也是一个强调天子亦必须服从于法的朝代，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天子与天下共守法”的法理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可见，至少在理论上，宋代的皇权绝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天，还有法，皇权也受法约束。
四、道理
对宋代皇权构成限制的还有“道理”。其渊源还是来自宋太祖。《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记载，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向宋孝宗说起了一个典故：“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听后说：“固不当任私意。”
开国皇帝认同“道理最大”，意味着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宋臣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也正因为“天下惟道理最大”，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那么“道理”由谁来评判与阐释？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确切地说，“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而是蕴含在人心、天理（自然法）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发现、阐述出来;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用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告诉宋宁宗的话来说，“臣闻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