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七品小官冯拯是怎样扳倒副宰相寇准的？

北宋至道二年七月，宋太宗在南郊祭祀天地。按照惯例，郊祀礼成之后，中外官员皆应加官进秩。当时的宰执包括宰相吕端，（副宰相）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寇准。四人之中，寇准年龄最小（35岁），但是年轻有为，最得太宗宠幸。而吕端（61岁）、张洎（62岁）、李昌龄（59岁）三人年岁虽长，却都得到过寇准的举荐，故寇准在宰执中说话最有分量。

寇准以天下为己任，喜欢品评人物，奖掖人才，不讲资历，不问出处。但是他年轻气盛，有时做事过于刚愎。此次加恩，寇准作为主政大臣，安排进秩草率、有失公允。他的亲近故旧多破格安排到三省、御史台担任清要职务，而对平素不喜欢或者不甚了解的官员，则按次序、资历加恩。广州左通判、左正言冯拯被进秩为虞部员外郎（正七品）。地位略有提高，但是品级和职事没有变化。

冯拯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一甲进士（探花），论年龄仅比寇准大三岁，也是少年成名的俊才。或许是因为出自赵普门下的原因，他的进步很慢，长期在地方任职。比他晚两年及第的寇准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参知政事了，他才混了个七品小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准素不悦拯”，“拯尝与准有隙，故准抑之”。

对冯、寇交恶的原因，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大概是冯拯急于仕进，表现太过引起了寇准的反感。冯拯知端州之时，曾经十几次上书对朝政提出建议，宋太宗打算将他召回京城任职，谁料想却遭到了寇准的阻挠。此次郊祀加恩，冯拯感觉受到了压制，一怒之下上书弹劾寇准擅权乱政，并列举了他在岭南用人不公的事实。

根据历史记录，冯拯弹劾寇准并非捕风捉影，胡乱猜疑。同期，广州转运使康戬也上告吕端、张洎、李昌龄等朝廷重臣党同寇准，遇事不争，成了寇准的傀儡。康戬是高丽人，与寇准同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得苏易简（太平兴国五年状元）举荐担任岭南东路转运使。转运使掌一路财赋，兼有考察地方官吏、向皇帝举荐人才的职责（相当于省部级干部）。康戬说话的分量，自然要比冯拯高出很多，让人不得不信。

宋太宗本是个多疑的人，权臣结党、任用私人触及到他的敏感神经。于是“上大怒，召（吕）端等之”，吕端、张洎等人把责任推给了寇准。太宗不听寇准一再辩解，将他由参知政事降为给事中（正五品），出知邓州（今河南省邓县）。

七品通判冯拯扳倒了二品执政寇准，冯拯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却也从此与寇准有了解不开的死结。在景德初年澶渊之战以及后来天禧年间寇准与丁谓的党争之中，冯拯都站到了寇准的对立面，留下终身憾事。据丁谓《丁晋公谈录》记载：冯拯晚年时常追悔，不该意气用事与寇准结怨，乃至于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宋真宗即位，长期在外地任职的的冯拯被召回京师，开始受到重用。冯拯也表现出过人的才干，在人才济济的咸平年间迅速崛起，5、6年便升任参知政事。《宋史》对冯拯的评价不算高，说他“议论多迎合主意”，也就是看皇帝的脸色说话。事实上，冯拯与奸人丁谓之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大中祥符年间，王钦若、丁谓之流投宋真宗之所好，积极帮助他东封西祠，大兴土木，耗尽民脂民膏，天下目为奸邪。很多正直之士如王旦、寇准都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晚年多引以为憾。而冯拯对此类祸国殃民的行为极为反感，多次称病辞去高官出知州府，很是难能可贵。

大中祥符元年封禅泰山，这是真宗皇帝倾尽心血搞的重点工程，所有朝廷重臣都被“委以重任”。冯拯时任参知政事，是朝臣中的第三把手，按班次顺序被任命为仪仗使。礼成，百官全部加官进爵，冯拯进秩为尚书左丞。他上书称病，自请解职。宋真宗以手诏谕旨，又命宰相王旦亲自到府邸，命其上朝视事。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真宗亲祀汾阴，冯拯又为仪仗使，礼成后迁工部尚书。冯拯再次称病请辞，真宗拜其为刑部尚书、知河南府（相当于副总理降为省长）。大中祥符七年，冯拯知河南府任期已满，被召回朝任命为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相当于纪委书记）。此时，宋真宗和满朝文武正为祭祀老子、供奉玉皇大帝忙得如痴如狂，在此大环境下能有何作为！于是冯拯第三次上书称病请辞，被任命为户部尚书、知陈州（由府到州，实际上是降级了）。宋真宗曾经对宰相王旦说：“冯拯放着好差事不干，非要到清闲的州府去任职，这是什么原因？”王旦不敢道出实情，以他故搪塞过去。

随着真宗晚年老迈昏聩，天禧年间的党争异常激烈。天禧四年底，寇准的政敌丁谓、钱惟演、曹利用等人结为政治同盟，在皇后刘娥的帮助下，将寇准、李迪等正直之士罢政出朝，贬往偏远之地任职。冯拯则坐收渔利，以兵部尚书升任枢密使，不就又被任命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少傅、平章事，成为仅次于丁谓的次相。

真宗死后，丁谓及其党羽气焰熏天，又暗地里与刘太后争权。冯拯遂联合王曾等人，以雷允恭“擅移皇堂”（擅自移动真宗陵位）一事，借题发挥将丁谓罢职流放崖州，其党羽亦被悉数罢黜。冯拯接替丁谓担任司徒、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为首席宰相，一时间位极人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