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订的背后：蒋介石并非为了全力剿共

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br/>1933年上半年，中日之间继“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在山海关、热河、长城一线再度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以中方妥协退让，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暂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br/>“以和日掩护外交”<br/>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蒋介石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终于得到缓解。一个多月后，7月14日，他记下关于对内政外交政策的考虑，“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韬光养晦，秘筹秘谋，以余报国惟一政策也。”(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7月14日)提出了以“和日”为主轴的外交方略。<br/>7月19日，他致电正在欧美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央对外政策，现定一面极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经济援助，双管齐下，实为救亡复兴之惟一方针。”<br/>对宋提出的吸引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计划，蒋提醒他“必须慎密稳妥行之，不可十分激刺日方之嫉忌心，尤不可授之以显然可借之口实，以免为其直接破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第182-183页。)这是告诫在国外的宋子文要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因为他的某些外交努力引起日方注意，以免影响蒋汪好不容易得来的对日“和局”。<br/>7月20日，蒋再次论述其对日政策为“对倭以不使其扩大范围为第一目的。……此时惟有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也。”28日，蒋还说，“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惟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又退回到“九一八”前后力避与日军冲突的政策，而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了。<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D0/C2/D0C201CBFF3B83136B0BF571340E9A90.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塘沽协定签订的背后：蒋介石并非为了全力剿共"/><br/>但国民党内反对通车通邮者颇不乏人，11月4日，外交次长唐有壬密向黄郛电告，“道君(代指李烈钧)鼓煽政潮甚力，今日立法院开会，指责通邮通车并要求尧峰(代指汪精卫)出席说明，此为彼辈破坏计划之第一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下，第636页。)<br/>但国民党内与唐有壬等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即比较正统的王子壮也议及，“近闻日本为撤退长江各口日兵，要求吾国与伪国通邮通车并承认平热铁路平绥铁路之中日合办等，如此是直欲将华北置诸彼肘腋之下。吾国少有人心，讵能相忍?故近日中央政治会议及立法院均向外交当局作种种之责问，虽汪先生答复绝不使丧权辱国，但事实昭然，殊使人疑虑也。”<br/>王世杰也提到，自1933年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后，“汪蒋两公对日之态度与政策，日趋于妥协。日本方面要求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汪蒋均主迁就。予以此事将影响政府对东四省之原来立场，力争无效。六月一日曾向汪院长坚请辞职;嗣因汪虽应允，蒋仍强余留职，遂作罢议。”(《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11-12页)<br/>冈村宁次北平会谈<br/>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到北平，与黄郛等人谈判，日方提出控制长城各口，并提出关内外通车、通商诸项要求，逼迫中方接受，7日，黄郛等电告蒋介石，蒋即派机接汪精卫到南昌紧急商议，蒋、汪于8日复电黄郛、何应钦，对通车通邮已有接受之意，只是担心国内反对妥协之情绪正十分激昂，希望能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br/>11月9日，黄郛、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等在北平经三天会谈之后，就《塘沽协定》善后处理事宜达成初步协议，日军续驻长城各口，关内外通车、通商、通邮、通航问题日后续商。11月11日，蒋介石电黄郛、何应钦，告以通车谈判在适当时机可以启动，但“不含长城线”等内容实难承受，希望日方能体谅现当局愿意妥协亲善的诚意，不使他们太过为难。稍后，因“福建事变”风声日紧，汪精卫电告黄郛等，通车谈判暂缓进行。11月21日，黄郛复电汪精卫，表示闽变既已爆发，“华北方面”，将与何应钦共同谨慎应付，通车等案“当遵命暂缓进行”。<br/>平沈通车交涉的重启<br/>1934年4月11日，蒋、汪、黄等在南昌开始磋商华北问题，12日，交通部长朱家骅仍对记者表示，行政院对通车通邮尚未加考虑，交通部仍一秉过去封锁政策办理，并无变更方式之动机。至查获日人私运东北邮件，除令各地严密防范取缔外，并请海关协助，一面由外交部提出交涉。13日，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华北外交，对黄郛大加抨击，决定原则三项：华北外交不必由黄郛办理;“通车问题，决不可商，日如提议，只有拒绝，庶免有承认伪组织之嫌。”决定在整理通过后，送呈中政会，作为向中央之建议。<br/>14日下午，汪精卫回到南京，在中央党部会议报告在赣决定之外交方策后，对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称：“外传通车通邮问题……黄委员长至今未与日方谈判。”对此予以否认。16日下午，黄郛到上海后在寓所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这次去南昌“不过报告此一年之整个政务。至于通车通邮及沿长城一带设关，则未尝详谈，因目前华北困难，不仅此通车通邮设关也。”而在17日，黄郛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见面时，与对记者的谈话闪烁其词不同，黄郛告诉有吉，南昌的会谈“关于华北的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通车、通邮、长城沿线设置税关、开发华北产业等，蒋、汪同意了黄的意见，并授予他一定的处理权限。”“这样做起来总算方便些了”。有吉表示，“今后还请多加关照。”18日，有吉在南京拜会了汪精卫，据日方有关人员的信息，“会谈中汪精卫认可了黄郛的说法“.<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