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会战敌我两军伤亡：艰苦激战后歼敌4000

鄂西会战是1943年夏季日本第十一军为打击中国第六战区部队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日本机动利用兵力，用各个击破的战术重创中国军队第六战区的第29集团军，第10集团军和江防军，将掠获的大批船只下行。鄂西会战历时月余，第六战区以10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5个师团兵力的进攻。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日军，歼灭敌军4000人<br/> 日军战报<br/> 战后日军的战报中，声称会战期间日军共战死1025人，战伤3636人;被打死军马499匹，打伤280匹【注：《日军在支那方面之作战记录》一卷上册P149】。<br/> 国军战报<br/> 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外宣称日军被消灭25，830人【注：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自身伤亡仅1万多人，取得了空前的大捷。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更是热情洋溢的说：“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中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所获战利品，亦堆积如丘……，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达十万之众……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无言凯旋，战马无辜牺牲于战场者亦达三千余匹……”【注：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P133】。<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EB/6A/EB6A55CB2ADC15B88D3C6523382A3A5A.jpg" class="cont_pic" alt="鄂西会战敌我两军伤亡：艰苦激战后歼敌4000"/><br/><br/> 战后，陈诚点名表扬军长方天，和师长胡涟，并拟升二人为任江防军副总司令和18军副军长【注：《总统府机要档案-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等呈鄂西会战行奖惩电》】。1943年参加鄂西战役中，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敌人侧背攻击，并截断敌人之交通，此次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3] 。<br/> 有一种说法是：到了1988年，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突然改口，承认第6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日军死伤3500余人。其承认的阵亡数加失踪数正好等于日军点获的国军遗体数目。但据笔者查验，据台湾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第20章第188页对鄂西会战的描述来看，台湾国防研究院否认了上述说法，其坚称“敌军并未达成击毁我军战力之目的，反被国军予以重大消耗”，其称“我第六战区，自战争开始，即依照预定计划，作有部署之撤退，待到达石牌要塞，资邱南北线上，转移攻势。日军仓皇撤退，遗弃军资械无数，人马伤亡五千众，是则敌人击毁我军战力并未达成而反被消耗。”【注：台湾国防研究院《抗日战史》第20章P188】。另外，蒋纬国也否认了上述国军野战军被击破的说法，与台湾国防研究院的表态基本一致。这个“人马伤亡五千众”，台湾国方研究院也说了，是依据日军资料而来，且其并未公布国军战报。<br/> 还有一种说法是：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在《从运用档案、回忆录想到的》一文中提到：“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等等。但这种说法是在偷换概念，国军防守石牌的是第11师，不是18师。18师撤不撤，与坚守石牌的第11师没有任何关联。国军第11师一直坚守在石牌，坚持到最后没有撤退过，其他部队比如什么18师的，那是其他部队的事，他们的撤退与否不妨碍11师的坚守。<br/> 1943年6月15日，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重庆拍发了一封密电：“……是役敌伤亡约3万，死尸累累可数，伤毙骡马3千余头……我伤亡自滨湖作战至鄂西会战约4万余人……”【注：《总统府机要档案-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呈作战情形电》】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出于宣传需要，事后军令部对外公布的战报缩小了伤亡数字。战后中宣部接待前线记者时，长官部虽表态能从三斗坪调2名俘虏与记者见面，但最后一名俘虏都没有拿出【注：总统府机要档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呈外籍记者对鄂西会战映像报告】。<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