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特务连长回忆滇缅战役战役：不适应环境

(尤广才，抗战时期数十万中国远征军里最普通的一员。当年他躲过了枪林弹雨，从残酷的战场上幸运归来，却又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大时代，身世浮沉、颠沛流离。无论在多艰苦的岁月里，这位倔强的山东汉子坚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荣的事”。)<br/> 飞越驼峰<br/> 1944年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马上飞赴缅甸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我在54军50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54军军长是方天，下辖第14师、第50师和第198师3个师，其中第14师和第50师被调到缅甸战场，能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深感自豪。<br/> 算起来，我们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远征军。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后，中国派遣5军、6军和66军3个军约10万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但是由于中方和美方指挥混乱，远征军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5万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于饥饿和伤寒病疫。远征失败后，廖耀湘率领的新22师、孙立人，孙立人简介，孙立人的故事">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退到印度，重新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国内番号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著名的印度兰姆伽基地受训。<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F8/4B/F84BF6609216DDD533F6A6B9F29C1EC3.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新军服。新军服是米黄色的，与英军一样。又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毛毯、蚊帐、防蚊面罩、一瓶防蚊油、一盒防蚂蟥666粉等；然后更换美式武器，因为之前在云南已经有美军军官教过我们，所以对这些武器并不陌生。<br/> 拿完这些东西后，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面烧着的，正是我们浴前脱掉的那些军服和背包——虽然我们在国内的装备很差，但出国前还是给我们每个人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毕竟我们出去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所以我看到刚发的这些军服就被烧掉了，很是心疼了一阵。当然后来才理解这是为了防疫而必须的措施。<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C4/ED/C4ED97CF30202EF39813D601E39F4F6D.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远征军特务连长回忆滇缅战役战役：不适应环境"/><br/> <br/> 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很快痊愈。一天早上，我乘坐专供医院运送伤员的飞机，从密支那起飞，飞回50师师部在腊戍的驻地。师长潘裕昆还特地指示副官处处长发给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复。 <br/>1945年5月，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回国的时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动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我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已到达最辉煌的顶端。 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行军到广西贵县时，突然听说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孝敬多年未见的老母亲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国共和谈成功，可别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八年抗战，别再中国人跟自己人打。 <br/> 结果后来没谈成，在东北战场，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选择了投诚，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于抚顺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在那里，我见到了远征军的很多高级将领，廖耀湘、郑洞国、周福成等，我们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导团里，主要让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学习技术。半年后，教导团几次争取我，要我加入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我拒绝了。我想，我参加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我再参加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我这个人太无价值了。所以我坚持回到地方去。 <br/> 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我拿着军管会给的一纸“安顺良民”的鉴定，回到沈阳，并与久别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东北工学院接纳我为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读夜大，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基础课我都学了，我似乎觉得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br/> 我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个错觉。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被学校开除的通知，是“隐瞒历史”。不久，妻子也提出离婚，但离婚申请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br/> 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抛下，就拉小车、出苦力，给人家东拉西拉。我半夜跑到沈阳联营公司排队蹬车，天一亮就在那等车，帮人家拉货。我记得爬南站的天桥时，爬着爬着就流血，口吐血……难以想象那时生活之艰难。 <br/> 1958年，我到北京学习中医，那时候北京市开始清理“社会渣滓”，“残渣余孽”都要一网打尽。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参加劳动教养。 <br/> 我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其间，妻子再次提出了离婚，此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运。我也不怨她，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生活呢？在农场搞劳动，就是种地开渠筑坝，清河农场那些堤坝都是我们筑起来的；灌溉，在农田种水稻，我会插秧，每天弯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跃进的时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点。 <br/> 1965年，劳改结束，我被遣回原籍，开始接受监督改造。这也是我1938年离家逃难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我竟然以这样一种身份与母亲相见，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觉得此生最对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亲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br/> 不久，街道上动员下放，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报了名，一个人插队落户，每天掏大粪、养猪、种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职，倒也养活了自己。凭借着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候从美军那里学的英语和自己多年的积累，60多岁时，我在村里当上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我一直住在村里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终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儿才第一次见上面。 <br/> 即便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坚信，我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远征军的一员参加对日作战，是我这一生中最光荣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两位参加过远征军的抗战老兵，来到云南重新回顾滇西战场时，我几次忍不住老泪纵横。庆幸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相信，它不仅仅是我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记忆，也将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