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抓捕叶挺的元凶，却成为抗日名将

众所周知叶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新四军重要领导者之一，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可是你知道么，叶挺被抓时此人是元凶，但他却成为抗日名将，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叶挺将军是在“皖南事变”时被扣押的，但实际上，当时叶挺本来是准备下山谈判的，可还没等他下山，国民党的搜山队就冲了过来，在激战中叶挺将军胳膊负伤，最后被抓捕。

那么，这支国民党部队是谁指挥的呢?就是本文要说的赵锡田。

赵锡田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熟悉，但他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也很高，在参与围攻新四军时，是63师师长，也正是他的63师打得最猛，并最终抓捕了叶挺。

说起来，赵锡田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跟林总、刘志丹、伍中豪、张灵甫、胡琏、谢晋元等人都是同学，赵锡田在学校时就是优等生，毕业后的升迁也非常快。当然，除了他的能力素质确实出众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个好舅舅——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顾祝同。

顾祝同对这个外甥也格外看重，本来，家人考虑赵锡田毕业后到陆军部去任职，毕竟很安全，但顾祝同不同意，硬是把他安排去了一线，重点锤炼他。赵锡田确实也很争气，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级都没落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年仅29岁就当上了63师师长，晋升少将军衔。

其实，赵锡田跟顾祝同还有一层关系，他不仅是顾祝同的外甥，还是顾祝同的连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顾祝同的妻子是苏州名门许家大小姐许文蓉，而赵锡田的妻子则是许家二小姐许文丽，不知道有了这层微妙的关系，顾祝同和赵锡田当时的称呼是怎么安排的。

在抗战时期，赵锡田还是打了不少好仗的，先后参加过南昌会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等重要战役，立功无数，于1945年升为第10军军长。

到了抗战胜利后，第10军改编成整编第3师，和张灵甫的整编74师一样，都是美械师，武器装备非常精良，是蒋介石手里的几张精锐王牌之一，而赵锡田也被晋升为陆军中将。这时，他才38岁，意气风发。

1946年9月，蒋介石调集30万重兵围攻刘邓大军，赵锡田主动请战当先锋，并对蒋介石和顾祝同夸下海口说：“我整3师万余雄兵，对付刘邓5万溃军绰绰有余!”

战斗打响后，我军且战且退，巧妙布设口袋阵，诱敌深入，赵锡连接打“胜仗”，冲昏了头脑，一直往前冲，还给上级发电报说：“你们都说刘伯承多么厉害，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等我活捉了他们，再向你报喜!”

刘伯承看时机已经成熟，就开始合围，那么谁来担任主攻呢?王近山站了出来，说：“交给我们六纵吧!打剩下一个旅，我去当旅长;打剩下一个团，我去当团长;打剩下一个连，我去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也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晋冀鲁豫父老乡亲!”

果然，王近山不负众望，带领部队猛冲猛打，最终全歼赵锡田整编第3师。

有意思的是，原本嚣张跋扈的赵锡田，此时早已忘了当初的豪言壮语，竟然钻到了汽车底下，死活不出来，还是我军的两个战士使出全身力气，才把他拖了出来。

当然，后来考虑到许多因素，我军决定将赵锡田和俘虏的3000人全部释放，赵锡田对我军也十分感激，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极力劝说自己的部下投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9年，舅舅顾祝同想让他一起走，但赵锡田婉拒了，而是带着家人去了南美，也算安度晚年了。

而叶挺被俘后，还要多亏李济深照拂。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李济深第二天在桂林得到消息，大为愤慨。他当即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报，要求妥善安排好叶挺生活，又联络各界，共同呼吁尽早恢复其自由。李济深还派叶挺的副官梅文鼎等人到上饶看望叶挺，并转告叶挺好好养伤，自己和社会各方正努力争取他早日释放，并和在澳门的叶挺夫人李秀文取得联系，向她及时说明情况。

1941年7月，叶挺被国民党当局从江西上饶转押到重庆，途经桂林。李济深当即动身到叶挺囚所探望。不久，蒋介石命令将叶押往重庆。李济深得知此事后，考虑到特务可能在途中加害叶挺，于是密令办公厅二处处长舒宗鎏以“为了防止途中逃跑”为由，改用民航飞机，护送叶挺安全到达重庆，并给何应钦写信，请他设法保护叶挺安全。在李济深等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李秀文探监。

1942年年底，蒋介石又把叶挺押解到湖北恩施，交给陈诚看管。李济深联系陈诚，让他设法保证叶挺安全。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问叶挺有何打算。叶说:“我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逃跑，第二是自杀，第三是到桂林和任公(李济深)一起住。”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他去桂林。

李济深得知叶挺要来桂林的消息，立即请梅文鼎来桂林，给他一笔钱，让他在建干路买了一栋两层小楼，供叶挺居住，还为叶挺争取了一份“第四战区高参”的待遇，月薪3000元法币和两石米。但由于战时物价飞涨，叶挺一家人经济上仍然十分困苦，为了帮助叶挺，李济深又让他全家搬到桂林远郊的观音山下。这里前有草地、后有荒山，可以种植农作物和放养家畜，贴补家用。

叶挺在桂林期间，虽然可以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但周围总有特务监视。由于李济深是桂林最高长官，所以尽管受到监视，叶挺仍可自由进出李济深的办公室。

李济深在桂林的民主抗日活动，令蒋介石感到不安，遂在1943年11月撤销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一个月后改派李济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蒋介石害怕叶挺逃脱，命令将叶挺押至湖北恩施囚禁。在李济深的默许下，时任李济深的高级参谋、共产党员的胡希明在李济深办公室向叶挺转达了周恩来对叶挺的问候和指示。

叶挺走后，李济深继续照顾留在桂林的李秀文及其家人。日军进攻桂林前夕，李济深曾安排一条船送他们离开桂林，因船被特务扣留，李秀文带着全家流亡到罗定，住在友人谭冬菁家中。后来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全家搬到了广州。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4日，叶挺获释，李济深当时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人终于再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