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曾认为 外来的宗教与鬼神毒害了中国文化

孔子曾说，子不语怪力乱神。通常的理解是把“怪力乱神”当成一个整体，意思就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妖魔，或鬼怪，或任何被认为莫名其妙的事物。

后来，人们觉得孔子并非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所谓的“怪力乱神”应该断为“怪力”与“乱神”两个词。如此一来，孔子的原意就完全改变了，他老人家只是不赞成怪力与乱神，对于“不怪”的力与“不乱”的神，孔子还是认同的。不过，这是一桩历史大公案，各有各的断句高招，除非把孔子从地下挖出来现身说法，否则谁都说服不了谁。

不管孔子相不相信鬼神，反正后世的儒家学者，经过一千五百年的“去伪存真”，终于在北宋时期普遍认为，这个世界有正义，有歪风，有“气”，有“理”，但就是没有鬼，也没有神。其实，唐代的时候，中国士大夫对鬼神的态度，还是很矛盾和多元的。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包容性大为减弱，开始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主义，各路胡人皆仓皇逃离中土。他们所带来的各类宗教与鬼神，也就如大唐盛世一般，在中国烟消云散。

中国士大夫开始坚持无神论，居然是与唐帝国走下坡路同时进行的。盛唐以后，国家把衰弱的根由指向了那些外来的政治家、将领与神职人员，认为他们没有华夏儿女对祖国的爱，最容易在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变节。知识分子也竟然反思，是因为外来的宗教与鬼神毒害了中国文化，使其不纯不精，偏离了老祖宗的方向。

后来，唐武宗做得更绝，直接在物质和身体上消灭佛陀。单单只是灭佛也就罢了，关键是不仅佛教，所有外来宗教，皆为板上鱼肉，任人宰割。在此之前，以韩愈为代表的知识界，早就强烈呼吁，中国人不要被妖魔鬼怪欺骗了，必须尽快回归佛教等外来群神还未登陆中土的“古典时代”：没有鬼神，只有人伦，孔孟的，纯正的儒学体系。可是，历史跟韩愈等老夫子开了一个巨大玩笑，今人开始觉得“论语”中似乎有鬼神和幽灵的影子，孔子并没有把话说死。

再者，其实离鬼神最远的本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因为鬼神的正能量，最终还是在劝告世人要积德行善，为后人留下“余庆”。而法家从来就不赞成搞这种道德教育，它的指导思想是不用“劝”，劝了也没用，只能让老百姓时刻站在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战战兢兢，不敢以身试法。而通过道德和鬼神说教得来的善，在法家看来都是伪善，完全靠不住。相对于孔孟，商鞅与李斯等法家大佬才是真正意义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无神论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韩愈回归孔孟，贬斥宗教鬼神的呐喊，就觉得他老夫子有点言过其实了。不管在韩愈之前，还是他之后，中国普通老百姓即便信教参佛，也与上层统治者一样，都是在玩票，甚至是临时抱佛脚。顶多，他们是游离在俗世与鬼神之间，很容易就会被彻底拉到人间。而韩愈的呼唤，仿佛不是要大伙回归孔孟，而是在向法家致敬。因为相对于儒家，法家更“讨厌”鬼神。而韩愈又被誉为一代大儒，岂不怪哉?

不管孔子和法家怎么说，也不管是有鬼无鬼，更不管韩愈怎么反感鬼神，反正，至少国人一直以来就喜欢说鬼话，听鬼故事。清代中期的大才子袁枚有一部志怪小说集，直接就叫“子不语”。表面上是子不语，实则是与孔子对着干——“子要语”。其调侃圣人的狡黠，溢于言表。为了给“子要语”找到根据，袁枚在《子不语》的序言中强调，在孔子之前，比《论语》更早的经典《尚书》和《诗经》，就有鬼神的一席之地。

也许正是因为极有市场需求，很多上层人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余，也念念不忘鬼神。如唐代中晚期的宰相牛僧孺，一生宦海跌宕起伏，与另一位宰相李德裕一派的人针锋相对几十年，造成了唐代政治内耗最为严重的牛李党争。孰对孰错姑且不论，仅牛僧孺本人饶是如此，还写出了志怪小说大作《玄怪录》。看来牛宰相还真是人间与“非人间”都积极照顾到了。牛僧孺比韩愈小个十岁左右，在唐帝国逐渐远离鬼神的整体氛围中，他倒是既饱读儒家圣贤之书，做了一番大事业，又倜傥风流地漫步在魑魅魍魉的玄怪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