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祭祖与祭神竿
竿祭习俗源远流长。早在《尼汉书》中，已记载了东北地区三韩诸国“邑立苏涂，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后汉书》卷85《东夷传》，第2819页）的仪式。有人认为“满入杆祭之俗始此”，（魏声和《鸡林旧闻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65-66页）依据是，“满语称神竿为索摩，与苏涂之音亦相近”（金梁《奉天古迹考》，第2页）。清代满族家家门前竖有索莫竿，上面安置一斗，“切猪肠及肺肚，生置其中以饲乌”（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第3页），称之为“神享”。清代沈阳故宫清宁宫前以及北京的堂于和皇宫清宁、坤宁二宫前，均有皇室的祭天神竿。
对于竿祭的来历，清人曾作过各种说解。有人因其形制如长矛，认为是“当日军行无定居，每祭天地，则竖一杆为神凭依，后世因之不敢易”（福格《听雨丛谈》卷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也有人推测，这是依仿满洲先人采参的器具，“立杆院中示不忘”（《龙城旧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铅印本、第72页）。还有人猜测，“立杆祀天，以高为贵”，是取其“上与天通”之意。（《龙城旧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铅印本、第72页）又有人以为，立竿目的是为“实物于斗”，以饲乌鹊，等等。众说纷坛，均为臆测。
当原始初民的社会制度逐步发展、趋于复杂后，就会出现“天”这一抽象的超乎一切神灵之上的高级神观念。与蒙古族的“长生天”相仿，满族也形成了“阿布卡恩都里”(天神)的信仰，氏族神树随之被赋予新的功能。基于它的高大，人们除了认为它象征生命和繁殖力外，又将它想象为通达天廷的途径。有的民族认为这样的通天树只有一棵，有的则把树的数量增加到三棵、五棵、七棵75至更多，以与观念中天的层数或神抵的数目相对应。这些神树各有职司，或主管生命与繁衍，或作为通天之桥，或专司智慧等等，犹如各司其职的众神。满族神话《通天桥》中说，天神阿布—卡恩都里为制服地下魔鬼耶路里，用霹雷击毁了通天桥。来到天上的人们因此不能回返地面了。于是，阿布卡思都里选出一棵最高最大的树，让人们顺着树干回到地面。回到地上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没有来得及回去的，就留在天上变成了星星。……后来，人们对天神有什么要求，便通过大树告知天神，因为树很高，所以天神只要稍微弯弯腰便知道了。神话还解释说，这就是满族祭树立竿的由来。（乌丙安《满族神话探索—一天地层·地震鱼·世界树》）
萨满教将神树视为天人之间的媒介。满族萨满教的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分为上、中、下三界，其间是由神树相连接的。神魂附体的萨满在这棵树上爬上爬下，上天入地，既与天神交往，又与魔鬼盘旋，鸟儿(乌鹊)则是他的助手。通过这种说法，我们不难看出神树以及神竿与天神关系的端倪。
那么，神树又是怎样逐渐演变为神竿的呢?这在清代佛满洲相当发达的萨满教仪式中已难以觅其踪迹了，但在社会性质较落后的新满洲中，却能找到不少作为过渡形式的遗存。如果再结合西伯利亚某些民族古老、原始的祭树仪式，也许可以探索到二者间演变的轨迹。
生活于西伯利亚亨滚河流域的涅吉达尔人，每当祭祀前，要从林小选出一株落叶松，将它的枝杈砍光后在树干上面刻出一‘人脸形状，称它为“托尧”，并向它献祭。“托尧”是每年夏季必须更换的。爱奴人（爱奴人，即“虾夷”，现多称为阿伊诺人。主要分布于日本的北海道一带，为日本少数民族之一。历来从事渔猎，现巳与日本人无别）的祭把也大抵相同，他们将一根上面带有许多小舌头的创光的木棍缚在神树上，称为“伊脑”，意思是“树的舌头”，然后对它祷祝，祈求它把自己的虔诚传达给冥冥之中的神灵。与爱奴人隔鞑靼海峡相望，并与之往来细繁的奥罗奇人，在神树上同样缚有“伊脑”，萨满在它面前祈求神抵的护佑。
乌苏里江以东的乌德赫人的祭树仪式则较上述民族前进了一步。他们于居处附近，竖立二三根削去枝杈的落叶松，有时还在树端安放木刻的“库阿”鸟，作为祭神之物。清代东北地区新满洲的一些氏族仍恰守旧俗，“家家供树一株”，于春秋举行祭祀。居住在张广才岭西麓深山密林中的“巴拉人”，据说是努尔哈赤向北方征讨时被迫躲入深山的女真人后裔，其风俗是在院中栽一棵柳树作为索莫竿，不准在柳树下拴马或喂养家禽家畜，也不准孩子们攀折树枝。家祭时，“巴拉人”把砍好的柳枝插在大门两边象征吉利，萨满把猪血洒在神柳周围，边洒边说：“祖先们保佑子孙幸福，路神引路，猎神思赏，多打野物，喜神保佑全家无灾无病，年年平安。”吃不完的祭肉，照例埋在神柳下。（见穆哗骏《居住在张广才岭的满族巴拉人》。不论“巴拉人”说法是否确否，他们属于女真、满这一族系，当是无疑的。）
清代一些新满洲氏族，逐渐向较正规的竿祭过渡。家家屋前“立木一根，以此为神”，每逢喜庆或遇疾病都要祭祀，若病不愈，便将此木掷于门外，“以其不灵也”，以后遇有需要，再新设一根。（吴振臣《宁古塔纪略》，第13页下）这种更换神竿的习俗，亦见于某些佛满洲的竿祭仪式中。
由于竿祭习俗是从死者灵魂回返氏族树的观念演变而来的，所以它最初的作用应包含祭祖的内容，如东北宁安一带满人于“寻常庭中，必有一竿，竿头系布片，日祖先所凭依，动之如掘其墓。割而群乌下，啖其余则喜日‘祖先豫’，不则揪然日‘祖先恫矣，祸至矣”（王世选修《宁安县志》卷4《风俗》。民国十三年本，第5页上）。所以，满人往往把神竿叫“祖宗竿子”，祭神竿时往往兼有祭祖的内容。看来，只有当天神这类较为晚近的观念出现以后，神竿的功能才由祭祖逐渐向祭天过渡。所以迄今为止，有关神竿祭天的记载，只见于夫余、金代女真、蒙古、满族等社会制度比较发达，接近于建立或已经建立国家的民族历史上，而在原始的氏族部落中，是不会有这样的天神观念及其相应的祭天仪礼的。
总之，竿祭经历了由渔猎时代的神树崇拜到神木祭祀，进而演变为特定形制的神竿祭祀这样一个过程。与此同时，神竿祭祀的的对象也由祭祖向祭天过渡，它成为萨满上与天通的桥梁和媒介。至于神竿饲乌的做法，在夫余、金代女真等族的祭竿仪式中未见记载。这种仪礼的形成，与满族特有的、认为乌鹊具有沟通天地的超自然能力的宗教观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