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叛乱震动西北 在性质上就和当年唐朝的安史之乱类似 却注定闹不起来
明朝初年，北元兵锋经常南下与明朝沿边发生军事冲突，包括蒙古上层或明或暗的唆使和相约，再加上官府的欺压和官吏的贪婪，巴丹后裔满俊于1468年在固原起义，以石城为根据地与明朝官军抗衡。
大明朝的蒙古归化政策
早期14世纪后期，明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元朝留下的蒙古技术与军人队伍。明军使用蒙古人输入的回回砲攻克城池，穿戴着蒙古式甲胄去攻略四方。凡是愿意归降新朝的蒙古军户，也被朱元璋等明朝初代领导人所高看一眼。在内地，明朝效仿元朝的旧制度建立安置军户的卫所。同时，在每个卫所内都安排了投诚的蒙古士兵。
由于害怕他们因人数分散而被同化，甚至特别将其编组为独立的“达军”。这样，一直到燕王朱棣作乱的靖难之役，南方各地的明军还能凑出超过万人的大规模骑兵部队。后来，这些人迅速没落退化。明朝又将之后招降纳叛的蒙古人和中亚色目人安置于内地，从卫所军户到锦衣卫地方分支机构，可谓应有尽有。
在边境，明朝首先设立了多个蒙古人归化口岸。一方面作为抵御北元残余势力的堡垒，一方面也尽可能多的吸纳新一批蒙古人南下为自己当兵。而从朱元璋得天下的时代开始，就有成建制吸纳元朝地方部队的传统。一些在西北散领地内的蒙古部族，在城投后被直接授予了世袭官员身份。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一样的优惠政策。既有分布在河西甘州的蒙古人卫所，也有宁夏固原的自治部落。尤其是后者，不仅可以继续在规定的区域内放牧，还因为承担军役而免于徭役。
在明朝当局看来，这已经是他们能够给予规划人的最高待遇。其部族的首领，实际上保留了全部的内在权威。实际权益等同于西南土司或边境外的内附部族。尽管没有哈密王那样的高阶册封，也足以为怀柔政策而感恩戴德。但凡事皆无绝对。被编户齐民郡县和军户卫所包围的小块牧区，实际上很难养活足够的部族人口。
尤其是固原本身所处的河套地区，自唐末开始就遭遇了持续性的环境恶化问题。而当地经济在更早之前就仰仗于来自中亚和草原的商队贸易。但明朝偏偏用众多卫所与关卡，阻挡了大部分以正规渠道进入内地的外国商人。这无疑是对内地蒙古保留区的严重经济打击。
结果，慢慢恢复人口的蒙古归化部族，就不可能靠在一亩三分地上放牧来维持生计。他们经常同周围的贫困郡县进行小型走私活动，或者冒充入关的蒙古人来打秋风。最后，甚至于吸纳逃离郡县的农民来为自己耕作、放牧。更有人期望有机会突破边境封锁，同蒙古高原的远亲们建立联系。固原的叛乱就是基于这种背景发生的。
内忧外患的时局
当然，仅仅固原一地的矛盾是不足以引发大规模叛乱的。但处于明宪宗治下的王朝，在当时已经暴露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下。明朝在各地的驻军也是疲于奔命，旧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漏洞。
首先是在边境上，因蒙古入侵和人口内迁也造成的关外空虚，已经因明朝建立后的人群回流而发生变化。初步完成组织重组的蒙古、女真两大族群，开始频繁的与明朝边军发生冲突。尤其是地盘广大而派系众多的蒙古地区，已经有了瓦剌南下的重大事件。明宣宗的老爹英宗皇帝，就因此当过蒙古军队的“座上宾”。到他的儿子主政时，连东北方向的女真也开始闹腾起来。宪宗皇帝一面用边军抵御，一面要求朝鲜派兵支援。这也成为了明朝历史上首次使用属国军队助战。
其次是在内地，明朝的贸易封锁和经济管控，让很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民变。相比此前几代人所遇到的小型起义，明宪宗几乎是同时遭遇两场大规模叛乱。前有由西南的大藤峡事件，接着又有荆湖西北的郧县流民之乱。前一场危机爆发于广西，牵涉到广东、湖南、贵州等地。后一轮事变源自荆湖西北，波及陕西、河南、湖南三地，最远都辐射到直隶南部。这就迫使明朝在这个阶段内频繁用兵。而且与英宗时代的南征麓川和北狩土木堡不同，这些战事基本都发生在明朝内地。
实际上，以上所有问题都反应了明朝的结构性缺陷。萧条的经济与社会的失去活力，都让明朝的管控力度下降。很多以前可以睁一只闭一只眼的擦边球，现在就成为必须解决的要务。否则明廷就无力维持庞大的军政体系，出现自朱棣大废地方藩王以来的最大控制力危机。
因此，受封于固原的蒙古千户满四，便被陕西的地方官要求交出藏匿人口。而满四自己也不愿意继续被封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空间里忍受制度下贫困。在这种格局下，除少量部族上层外的其余人，都在赤贫线上下徘徊。这也是非常不利于部众继续效忠首领的不稳定因素。
当朝廷派出满四的侄子满璹去逮捕自己的叔叔，这位世代为明军千户的蒙古首领便宣布叛乱。因为一旦自己遭难，侄子就将成为新的首领，其行为等同于篡位。
坚挺的百年古堡
满四及其部众在1468年的4月起兵后，便以固原当地的石城作为基地与避难所。这座始建于唐朝时期的山城堡垒，曾是吐蕃帝国对外征服后的桥头堡。在西夏立国河套的时期，也是党项人地域北宋的南部驻军要塞。虽然从11世纪开始，石城的防御设施就没有做过任何改进，还是可以仰仗地势来成为难以攻取的坚城。
主城本身就坐落于群山之间，四周大部分地方都有悬崖峭壁保护，周围还有几座小山拱卫。不仅筑有6-10米高的城墙保护，外面还有3米深的护城河加强防卫。进入城市的唯一方法是一条小路仅供单骑通行的小路，本身也有一座副城守卫。满四就准备以这里为基地，同明朝的征讨军进行长期对峙。城内的几个专用蓄水池，也让他并不担心自己被围困。
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叛变，驻扎在周遭的明军都毫无准备。满四虽然只有4000人可以作战，但其中的蒙古骑兵还保留了先祖的灵活机动战术。他们主动出击四方，最远甚至抵达了河西的甘州，将缺乏备战的明军都逐个击溃。在获得物资与武器之余，也打出了招贤王的称号，在更大范围内招募加盟者。结果，大量周围的逃亡人口都跑到石城加入他的队伍。
1468年5月，30000来自陕西其他地区的明军陆续赶到石城附近，其中也包括了驻扎在边境上的宁夏镇边军。由于当时的明军需要在各地用兵，这样大规模的集结已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明宪宗也从京师派出的京营参战，但还在半途中没有抵达。陕西巡抚陈价却根本不把数千蒙古人和1万多流民放在眼里，想在援军到来前就解决问题。
陈价的自信不仅源自兵力优势，还在于叛军在当时严重缺乏武器。除了先前的部分蒙古军户外，大量的依附人口都没有武装，更没有军事经验。所以，巡抚大人觉得可以一举荡平满四麾下的乌合之众。但他发现满四主动带着骑兵来向自己挑衅时，便怒不可遏的下令全军出击。哪怕他们在前一天晚上才完成扎营，还是不顾劳累而发起强攻。
早有准备的满四，一路上带蒙古骑兵且战且退，成功的将明军带离了原本的营地。面对幕僚的疑惑，巡抚陈价更是摆出了不能在贼人面前示弱的政治正确，强令部队追击不止。在来回纠缠了10里之后，明军发现自己抵达了石城山下的山谷。蒙古牧民趁机将大量的畜群驱赶过来，直接冲散了他们的队伍。精疲力竭的明军，还来不及应付暴走的牛羊，就被尾随而至的叛军攻击。对方仅仅使用木头棍棒，便将数万官军打的全军崩溃。蒙古骑兵再顺势反击，将30000明军全部打散。
经过这场灾难性战斗，满四的叛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歼灭了陕西当地的野战部队。他还将明军中的蒙古士兵都招揽到自己麾下，并继续用轻骑兵袭击附近的残余官军。受到他们的影响，明廷送往河西甘州前线的军粮也被劫去。叛军势力则增强至20000人。
冬季鏖战
眼看局势失控，明廷派出御史项忠出马，带着万名京营士兵前往继续镇压。同时还调集了陕西边境上的50000边军一同出阵。以上各路平叛军中，不仅有装备大量火器的部队，也包括了明军每战必出动的蒙古骑兵。1468年10月，各路明军分几路前进，避免因过于集中而被满四的蒙古骑兵偷袭。通过这种分散部署的方式，顺利开进石城附近。但各路部队在具体时间上仍无法做到同步，这就又给了叛军以机会。首先抵达的延绥镇边军，发现满四已率领精锐出城迎击。他们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发起进攻，被武装升级的叛军给迅速击溃。
这时的明军也发现，由于数目扩增过大，叛军已经无法全部躲入山上的主城。大量的流民因野战能力较弱，被安排部署在附近山头和栈道上。他们为了抵御进攻，也挖掘了壕沟形成新的阵地。满四的骑兵则经常出城诱敌，再佯装战败后撤。企图将官军引入这些壕沟密布的陷阱当中。已经屡次因情敌冒进而被挫败的明军，则改变思路。利用兵力优势发起分头进攻，准备拿下石城附近的各山头，形成彻底围困局面。大将毛忠带着4000精锐边军从侧后登山，而另一位大将刘玉则从正面的山路发起佯攻。
但石城叛军的坚韧程度，还是超出了明军意料。虽然在外围战斗中，大量流民据守的山头被明军突袭拿下，但精锐守卫的主城却始终抵抗激烈。当毛忠率军翻过山丘，便遭到了城下壕沟的阻拦。蒙古人从城里射箭并投下石块，打的明军抬不起头。
15世纪中期的明军，已经从一支重步兵为主的军队，蜕变为大量使用远射武器的轻步兵。除了少许将领卫队与前排精锐还具有重装攻坚能力，其余人在强攻作战中很那发挥决定性效果。冲锋之前的毛忠就在关键时刻中箭而死，麾下部众只能撤回山头重组。负责正面牵制的刘玉同样中箭受伤，底下士兵险些一哄而散。多亏带着京营督战队的项忠感到，临阵处决了一名撤退的千户，才逼着士兵返回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刘玉。
此后，明军意识到强攻石城是没有效果的事情，便转而采取了围困手法。先是让人捣毁了城市的引水渠，接着在周围的山头建立阵地，用各种火器进行轰击。但根本没有攻城炮的明军，只能杀伤城头守军而无法对城墙本身造成任何损害。期间，明军还派士兵用泥土去尝试填平护城河与壕沟，也都因为守军的反击火力而作罢。有人建议打造攻城车，作为进攻时的移动工事。但军中的大部分将领觉得强攻损失太大，以至于否决了这个建议。
进入11月后，转冷的天气开始让明军出现动摇。但困守石城的叛军也因为水源被断绝而出现了后勤问题。加之原本只能容纳几千人的主城，现在涌入了近万人规模的队伍，进一步加剧了自己的后勤压力。一些叛军甚至要在晚上，偷偷溜出城取水。明军就这样抓获了满四的心腹杨虎狸。通过威逼利诱，官军得知叛军也急于结束战斗，甚至有向北逃入蒙古地区的愿望。于是将计就计，准备了好了伏击作战。
果然，杨虎狸在被放回石城后，怂恿满四率军出来决战。后者在看到明军佯装下山的举动后，迅速带精锐骑兵突围。结果在山间小道遭遇伏兵围困，成为了项忠的阶下囚。但城里的残余叛军，又迅速让担任过军官的蒙古人火敬成为新的首领。在他的率领下，石城内的全部叛军在某天晚上进行了全体突围。
由于明军封锁了大部分出口，仅仅留下通往南方的道路，叛军主力便在这个方向上钻入了陷阱。包括火敬在内的大部分人被杀或被俘。分散突围的其他小股人马，则还有人在围追堵截之下暂时逃离山谷。最后一小队人马，到1469年1月才被消灭。
至此，持续达半年之久的固原之乱才被彻底平息。明军前后伤亡多达万人，战死数位中高级军官，前后动用近10万人马，才将4000蒙古牧民与1万多流民消灭。
闹不起来的新安史之乱
如果类似固原之乱的事情，早发生几百年时间，局势恐怕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但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化，注定了这场性质类似安史之乱的叛变，无法成为明朝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同为朝廷需要倚重的番兵番将，唐朝时的安禄山坐拥的是处于黄金时代的欧洲内陆交通线。当年的固原本身，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关卡和兵家必争之地。否则也不会引得后来的吐蕃与党项人将之据为己有。满四的先祖在元朝时也在此受封，无疑也说明了当地仍然具有战略价值。到明军进入关中，这条国际货运大动脉的价值已大不如前。明朝会愿意保留了当地部族，除去军事需要之外，就是判定固原并非自己必须占据的重中之重。
放眼同时代的世界局势，长期的战乱与破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船舶技术的进步，促使更多商人将目光投向海洋。整整两代人之前，明成祖朱棣的大国崛起就主要通过郑和的船队得到声张。以至于后人常常会忽略，当时还有明朝使节曾数次抵达中亚的撒马尔罕与赫拉特交涉。
尽管还会有络绎不绝的商贾，尝试从甘州和嘉峪关进入西北做买卖，影响力却已经逐渐不若渡海而来的南洋同行。这个历史进程在当时就已经如此清晰，却还是被明朝长期坚持的海禁政策给蒙上了一道纱。至于曾经远胜河西走廊的草原-代道商路，则更因为明军的陆地封锁和蒙古高原本身的衰败而显得无足轻重。那却是安禄山往日坐拥财富与权势的原因，也是后来的满四变得生活困苦的缘由。
天下大势的转变，无一例外的都会影响到每个参与具体事件的个人。满四不仅无法像过往的安禄山那样坐拥世界财富，也无法像范阳节度使那样招来众多突厥、粟特、契丹、奚部的外族战士。他的部落和小块牧场，其实就是欧亚内陆黄金时代的最后残余。他的身后已没有先辈所能依仗的广袤后路，所以他所能激起的震动，也就被历史记录者磨的波澜不惊。
但这样的格局衰退，对于明朝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幸事。项忠在解决叛军后，下令将石城全部摧毁。类似的事情在明朝时还发生过多次，其结果无外乎是整个河套乃至草原局部的环境荒漠化与人口散沙化。不愿前进而只能退缩的明军，仍旧会遭到各类蒙古部族的袭击。他们的反击也因为自己先前的短视而成为没有根基的浮萍。
长期的紊乱，将给游牧交界两头的地方都带来无休止的贫困。北面小王子、达延汗与俺答汗将层出不穷，南方的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必定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