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是如何被政绩工程拖垮的：下足血本坑苦百姓
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
隋炀帝画像
可以说，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是在活给别人看。史料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
在隋文帝面前，杨广总是伪装成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碰到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以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为了能够得到王位，他将真实的自己伪装起来。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而有的百姓却没有衣服穿？
在杨广登基之初，大隋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杨广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
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皇帝宝座是什么感觉，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登上皇位的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据史料记载，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来自全国各地的5万多名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足足闹腾了半个月。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还将自己的物质文明展示了一番。东都的市场被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用付钱。那些老板们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们，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杨广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下了血本，苦了百姓？
即位后的杨广，急于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他认为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是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愿意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用这种大工程来装点盛世的繁华是掌权者通常会采用的方式。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将这些形象工程连续上马，全国老百姓在短时间内几乎都被集中到劳动工地上。
杨广从即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22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命伤财之举。
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是无年不有。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冒着生命危险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要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百姓的生与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的工具和服兵役的兵器而已。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杨广看来，那不过是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军队的轻轻弹压。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
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统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基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身居高位，居然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当场就会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我谏言，我可能会稍微地宽待，但是终究不会让你长久地站在这个地面之上的，终究还是会杀了你。
尽管在此之前，隋炀帝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的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