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西安：曾经是韩国复国者向往圣地

     “光复军”曾是抗日战争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正规军。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1919年3月1日，韩国独立运动者在汉城发表了独立宣言，约200万人参与游行。整个运动遭到日本的暴力镇压，数千人死亡，上万人被投入监狱。随后，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海外。而中国，成为这些志士流亡聚集的中心。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次年11月，司令部迁至西安。此后，西安成了韩国复国者的“圣地”，大批韩国青年跋山涉水奔赴西安，参军复国，也积极参加了中国的抗战。

西安杜曲主街道车来车往，商店、学校、政府机关整齐有序分列在街道两侧。在这些建筑中，有几处与韩国有关。

从2000年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拜根兴便不断陪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以及韩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来此考察，他们一直在此找寻抗日战争时期，为韩国复国努力的那些人、那些事。

一场爆炸案促成光复军在华成立

2010年9月17日上午，一群身穿光复军军装的韩国大学生出现在韩国首都首尔的和平广场，纪念“韩国光复军建军70周年”。

“光复军”曾是抗日战争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正规军。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1919年3月1日，韩国独立运动者在汉城发表了独立宣言，约200万人参与游行。整个运动遭到日本的暴力镇压，数千人死亡，上万人被投入监狱。随后，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海外。而中国，成为这些志士流亡聚集的中心。

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成立时，还没有自己的军队，根本无法与日本侵略者抗衡，于是，这些韩国爱国人士开始寻求国际力量，帮他们实现复国梦做准备。

在拜根兴教授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由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50本《韩国临时政府资料集》。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那段历史。

那是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内，一名叫尹奉吉的韩国青年将饭盒形的炸药扔向了检阅台，一声炸响，正在此检阅的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和河瑞委员长当场毙命，11名日本军政高级官员被炸伤。这就是“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

而年初的1月28日，日军从闸北分三路向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发动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让蒋介石相当感佩，而中国无疑需要联合更多力量。蒋介石会见了这起爆炸事件的策划者、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之一的金九。

这次会面后，蒋介石提出，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韩国军官班，免费为韩国培养军事武官。随后，在韩方请求下，蒋介石同意韩国光复军在华成立。

　　光复军总司令部，迁到西安二府街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虽然当时的人数仅有300余人，但它的成立，给予很多韩国复国者以希望。

第二年11月，韩国光复军司令部从重庆迁至到西安，司令部地址在二府街4号。1941年2月，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创办《光复》杂志，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等纷纷题词热烈祝贺《光复》出版，孙蔚如将军的题词是：“我祝贵军努力杀贼，光复祖国。”

据1941年6月出版的《韩国青年》记载，1941年初，有关方面从敌占区抢救回100多名难童。为了给难童筹集生活费用，在陕西妇女慰劳会的邀请下，已经成为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决定上演《阿里郎》，但改称为《朝鲜的儿女》。为了尽早筹集到资金，他们从大年初一开始，夜以继日地排练，赶正月初十上演，连续公演17天，解决了难童的生活费。

西北大学老校区的体育场，曾是韩国光复军青年训练班的训练场。在这里，中国教官将一群最初连立正、稍息都不会的韩国青年，训练成为合格的军人。而在终南山的弥陀古寺一带，韩国光复军也在接受美军的特种训练。

在韩国临时政府没有回国之前，韩国光复军直接归蒋介石领导，主要从事情报工作。之后，韩国光复军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在对日本方面的宣传、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光复军在河北省、湖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西省等地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

很多韩国青年奔赴西安，参军复国

光复军创建后的最大任务是招募和训练士兵。1940年11月中旬，韩国临时政府制定部署，将主要活动区域从重庆移转至西安。

根据韩国临时政府出台的《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规定，共五种招募对象：华北各地韩国独立军旧部、沦陷区内散居韩国人、韩国国内及东北的韩国壮丁、日军内的韩国武装部队、被俘虏的韩国人。

拜根兴说，韩国光复军的成立，给很多立志复国的韩国人以很大的希望，很多人历尽千辛万苦奔赴中国，来到西安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当时，西安就是韩国复国者心中的“圣地”。

一位名叫朴东云的韩国青年，是日军的翻译。一次，日寇抓了一名游击队队长，朴东云以放长线钓大鱼为借口，说服日宪兵队分队长放了游击队长。听说西安有韩国的抗日组织，朴东云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了西安。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的金俊烨，曾经也是从日军军营中逃出、奔赴西安的韩国人之一。

1940年，金俊烨留学日本庆应大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来到中国战场。1944年，金俊烨所在部队驻扎在中国徐州，他发现身边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说，当得知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成立后，很多韩籍士兵就邀约逃往中国内地。他们冒险从日军军营中逃出，一路吃树皮、草根跋涉6000多公里，历时三个多月于次年1月30日抵达重庆，之后辗转到西安接受军事训练。

据统计，韩国光复军在西安6年半时间，从几百人最终发展到5万余人，成为韩国复兴的重要力量。

村里来了韩国军人，还挺友好

2013年6月29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到西安访问，在会见陕西省省委书记赵正永、省长娄勤俭时，她提出了在杜曲粮站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设立纪念标识石的想法。

2014年5月29日，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为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旧址标识石，揭开了红布。标识石位于长安区杜曲街道办寺坡村的村口，该村曾是抗日战争时期，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的驻扎地，光复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李范奭(shí二声)担任队长。多年后，此人成为了韩国政府第一届国务总理。

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都记得，韩国军人刚来的样子。1942年的一天，村里有人喊着“日本人打进村口的关帝庙了！”在惊恐中，这里的保长消除了谣言，说，来的不是日本人，是韩国人。村民跑到村口看热闹：村口关帝庙前有士兵站岗哨，穿的跟国民党的部队一个样，只是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从此，这些韩国军人留在了这里，他们在“杜曲镇”关帝庙里做饭，多数军人住在村口800米外的娘娘庙(现为杜曲街道中心小学)，还有个别军人借宿在附近村民家。

现如今，已经85岁的寺坡村村民每永贤记得，韩国军人来了以后，镇里每逢赶会，都能看到穿着红色或白色的高腰裙的韩国女人。

寺坡村村民赵炳堂也记得，当时只有7岁的他，每天帮大人放牛。离村几里外有条河，水草丰沛，赵炳堂经常能遇到来洗澡的韩国人。村里的老人看见了，经常会唠叨。不过，时间长了，村民发现这些韩国军人还挺友好。

村里一名老人小时候得了“黑热病”，贴膏药弄破了腹部皮肤，很长时间不能愈合，后来是个韩国人给治好的。

丢不掉的情感

1945年8月初，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乘坐军机从重庆抵达西安，准备与美国商讨有关协议，并观看韩国光复军表演。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邀请金九来家做客。二人正在吃西瓜时，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场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雀跃欢呼，金九却很遗憾，因为他未能领导韩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痛杀日军。1945年11月23日，金九以私人身份回国。1949年6月26日，金九被人暗杀。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45年11月23日迁回朝鲜半岛，光复军也于次年返国。

在寺坡村，村民们口口相传，韩国军队开拔当晚，一对韩国军人夫妇将一名不足1岁的男婴寄养在当地一名没有孩子的妇女家中。60多年过去，这对夫妇没再回来。据说，曾有韩国人专门来到村里了解情况。2004年7月，这位老人曾通过《华商报》联系，想找到当年韩国的亲人，但时间久远，没有结果。

2014年5月29日，韩国光复会副会长金柔吉在出席“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旧址标识石”的揭幕仪式上，激动不已。他沉下腰，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一人高的纪念碑，上面用中、韩文字记录着光复军的这段抗日史实。“70多年以前，我当时23岁，现在，我94岁了……”

拜根兴说，杜曲街道的韩国光复军驻军旧址，每年要迎接三四批从韩国来西安的学者或学生。附近商户说，这些韩国人很虔诚：不仅要在此留影，还要双手合十，闭目，冲着原址的方位礼拜、鞠躬。有的还学着当年韩国军人的模样，绕着杜曲粮站做操跑步，最后留影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