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家归晋只因遭遇亡国之君

因“小”而败的魏国之君

曹芳

三国—魏、蜀、吴，亡就亡在接班人上，一个小，一个痴，一个坏。所谓“一个小”，说的是魏国。魏国开国皇帝是曹丕，但创立基业的是曹操。曹丕做皇帝时已经不年轻了。曹丕年龄不小，但他的孙子年龄就小了。因为他的寿命不长，儿子寿命又不长。他的才能比不过乃父，他儿子的才能又比不过他，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曹丕主持魏国国政，论本事还是有的，因此，国内政局也算稳定。但到了他孙子时，就不行了。《三国演义》对此有一段很动人情感的描写。事见《三国演义》第106回。且说曹睿病危，“急令使持节诏司马懿还朝”。君臣见面，字字痛切，曹睿“宣太子曹芳，大将军曹爽，侍中刘放、孙资等，皆至御榻之前”

睿执司马懿之手曰：“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况大国乎？朕幼子曹芳，年才八岁，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竭力相辅，无负朕心！”又唤芳曰：“仲达与朕一体，尔宜敬礼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颈不放。睿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言讫，潸然泪下。懿顿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须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寿三十六岁。

然而，曹氏的天下，终于断送在司马氏手中，其中摄取大权的就是这位托孤老臣司马懿。这不是说，司马懿生来狼子野心，天下第一坏种。看魏国当时的局面，确实也有很多捉摸不定的因素。这些因素，既不是八岁的曹芳可以左右的，也不是深谋远虑的司马懿可以随心所欲的。

魏后期形势，则吴、蜀尚在，战争不绝。魏国内的形势，则权出豪贵，非止一家。皇帝年幼，国家机器必然借重臣之手才能正常运转。重臣不止一人，而且他们身后又有众多的宗族、朋党势力存在。司马懿不把权力拿在手中，便可能成为砧板上的一块肉，他的家族便有危险。他既要把权柄夺到手，那么就非使用阴谋不可，非杀害政敌不可，又非拉拢支持者不可。其结果，不论他主观意愿如何，只能是架空了皇帝，进而把皇权变成了他家族的权力。

曹氏政权丢失，除去其他种种原因之外，外有强敌、内有重臣是其主要的原因。而曹芳年幼，则是造成这原因的原因。毕竟曹芳不是康熙大帝，司马懿不是鳌拜，而曹芳的母亲也不是孝庄皇太后。就是孝庄皇太后和康熙皇帝，他们想把失去的权力收回也并不容易。

因“痴”而败的蜀国之君

所谓一个痴，说的是蜀汉后主刘禅。

刘禅

这个刘禅，差不多就是个笑料，但他也是孝子。他的惟一的优点，就是听刘备的话，信任诸葛亮，照诸葛亮的安排办事。诸葛亮在世时，他言听计从。诸葛亮死后，他依然照诸葛亮的安排，重用蒋琬、费，对于姜维，也是信任有加。姜维北伐中原不利，不是他不支持，而是当时的国力有限，执掌朝政的蒋琬、费对北伐的事情不肯全力支持。

刘禅做皇帝，无所作为。有了贤臣，还能坚持一气。后来，蒋琬死了，费也死了，于是小人抬头。姜维便感觉不安，以致避祸屯田，不再回朝。邓艾偷度阴平关成功，刘禅急忙让诸葛亮的儿子领军抵挡，不胜，魏国大军直逼成都。他马上没了主意—其实，他从来也不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于是，谯周这样的老臣便进言投降。当时的朝臣，并非人人主张投降，也有主张放弃成都，到南中七郡躲避的，也有主张投奔东吴的，也有主张决一死战的。主张决一死战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第五个儿子刘谌。更多的人，还是主张投降。在投降派中，谯周的态度尤其突出，讲的道理尤其动人。刘禅一想，想要活命，还是投降的好。所以尽管刘谌力争，他还是决定照谯先生的主意办。因为刘谌死谏，他命令近臣将刘谌“推出宫门，遂令谯周作降书，遣私署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同谯周赍玉玺来雒城请降”。

刘备打天下，何等艰难，刘禅降敌，何等容易。刘备的这个儿子至少智商大有问题，即使不是个白痴，也有点半傻不俏。

刘禅的“事迹”，多发生在投降后，他传给后人的最主要的财富，乃是一则掌故—“乐不思蜀”。《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最是拥刘，但写到此时，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刘禅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所以演义中写“乐不思蜀”的一段文字也特别具有文学性。且说后主投降，至洛阳，接受了魏国的封号—安乐公。次日，便带着随从人员到司马昭府下拜谢。

昭设宴款待，先以魏乐舞戏于前，蜀官感伤，独后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蜀官尽皆堕泪，后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乃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须臾，后主起身更衣，正跟至厢下曰：“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倘彼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故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后主牢记入席。酒将微醉，昭又问曰：“颇思蜀否？”后主如正之言以对，欲哭无泪，遂闭其目。昭曰：“何乃似正语耶？”后主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

因“坏”而败的吴国之君

所谓一个坏，说的是孙皓。孙皓之坏，可比董卓，所以一部《三国演义》，从它的负面表现去看，却是从董卓开始，而至孙皓结束。百年奇遇，有此两端，能不恨欤？

孙皓

《三国演义》写孙皓，不曾多用笔墨，但只寥寥几言，便把这个暴君的嘴脸勾画出来。前文曾引陆抗与羊祜彼此为邻，使晋、吴边境一片安然。不想孙皓有命，令陆抗“作急进兵，勿使晋人先入”。陆抗对使者曰：

“汝先回，吾随有疏章上奏。”使人辞去，抗即草疏遣人赍到建业。近臣呈上，皓拆观其疏，疏中备言晋未可伐之状，且劝吴主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吴主览毕，大怒曰：“朕闻抗在边境与敌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罢其兵权，降为司马，却令左将军孙冀代领其军。群臣皆不敢谏。吴主皓自改元建衡，至凤凰元年，恣意妄为，穷兵屯戍，上下无不嗟怨。丞相万、将军留平、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直言苦谏，皆被所杀。前后十余年，杀忠臣四十余人。皓出入常带铁骑五万。群臣恐怖，莫敢奈何。

三国态势，吴、蜀联合，或能共存，蜀亡则吴必亡。若遇贤主，尚能多支持几日，遇到孙这样的昏淫之君，正是晋人的大好时机。所以杜预、王的兵马一到，东吴的防线即刻瓦解。《三国演义》一段97年轰轰烈烈的历史，到此亦告一段落。

由此看来，储君—太子—问题，实在是一个大而又大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历代王朝，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完全解决得好的。接班人的不良，则影响大矣。而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老规矩，偏偏这个问题，外臣不能插言，百姓更不能过问。谁过问，谁就有大嫌疑、大麻烦。中国古来忠臣、贤相不少，但能过问这问题的人几乎一个没有。因为这不是他们该管的事。他们的职责，说到头，是希望早日确认储君，至于储君是谁，那全然是皇帝的权力。天下者，皇帝一人之天下。那么，决定接班人的只能是皇帝。如果换成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那么，决定接班人的就该是天下人。

按照第一个逻辑，天下既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找错了接班人，丢了天下也是活该。只是受苦受难最多的还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魏兵入蜀，蜀之西川大乱，连关羽的全家都让人杀光了，张翼都死在出川路上，老百姓的境遇可想而知。刘禅可以封个安乐公，跑到洛阳安乐去了，屈死的老百姓有谁管又有谁怜？

按照后一个逻辑，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若天下人无权决定自己的管理者，那就是有其名无其实了。

更可怕的是，皇帝一人无道，死的不仅是他一人，而是整个国家。

3。无官不贪，天下怎能不乱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代兴亡，有一个规律，即由乱而治，进度很慢，由治而乱，却变化很快。换句话说，由乱世走向治世，天下清明，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事。而由治世走向乱世，却不需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