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记忆:西安城最后一个放午炮的人

在古代，“暮鼓晨钟”是记录和传达时间的一种方式。在盛唐的典籍里，就有了“敬时楼”（钟楼）的记载。那时的“敬时楼雄踞于承天门外、迎祥观以右”，位置相当于今天的广济街口。今天的西安钟楼是明代万历年间迁建于此的。

在大清朝手上，西安城有放“午炮”的习俗，向人们报时。在钟表没有传到西安的时候，放午炮依据的是日昝，等到钟表传到了西安，放午炮就依据的是钟表。每天正午12时，西安市区便可听到一声炮响。那时市区的车辆不多，也没有制造噪音和污染的工业和重工业；那时西安城属于农业和手工业城市。所以，午炮的声音传播得很远，东至灞河桥、西至三桥，都能听到午炮的声音。城里城外的庄户人、手艺人，学堂、钱庄等都跟着午炮的声音作息。午炮响过，学堂开始“放羊”(那时把学生放学叫放羊)，钱庄开始歇晌，手艺人听到午炮响，担担的放下挑担，弯腰的直起腰杆，放下手里的家什开始张罗着“吃晌午”(吃中午饭)。

1972年，我在阿房宫电影院门前看到了穿着挽裆棉裤的“麻子老伯”，他是西安城最后一个“放午炮的人”。麻子老伯很风趣，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许是过去放午炮震聋了他的耳朵，他保持着大声说话的习惯。他的名字很确切，清清楚楚就写在脸上——他的脸上罩着麻坑，使他的脸像九筒一样呈现“满天星”的样子。麻子老伯对我说：“清朝亡了，所有的清规戒律一夜间成了废物。但‘放午炮’的传统保存了下来。”

麻子老伯做了民国的第一任“炮司令”，他认为占住了“午炮”，就无疑是端上了铁打的饭碗，就算吃上了雷打不动的“皇粮”。

“光复”之后，新名词满天飞——庙院改成了学堂，衙门改称政府了，城坊里废弃了约长制改设保长制了，男人不再蓄辫子了，女人不再缠小脚了，时辰改称时间了。

大清朝手上是一对有品有阶的在旗夫妇伺候“时辰”，夫妇二人都被炮声震成了聋子。进入民国，改由麻子老伯给西安百姓“侍候时辰”。每月饷银四两，另把满城以北的二亩官地划归麻子老伯夫妇名下耕种，另在春秋两季为麻子夫妇缝“司辰礼装”一套。麻子老伯说：“在点炮以前，先得给时晨老人家把‘献饭’供上，然后跪在时晨老人家的塑像前，静等太阳当顶……”

从1911年后至1926年放午炮的地点就在老满城西南角的城墙上。1926年“拆满城西南城墙”之后，放炮就改在了长安县衙门前（西大街社会路口偏西）。所谓“炮”，其实不过是一根黑铁筒子，其形状就像现今的下水道管子，粗约十五厘米，长不到一米。每日午前，麻子老伯将火药填进炮筒，再把硬木塞子砸进炮筒，然后将炮筒直立在地上，静等时辰的到来。由于放午炮使用的是“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黑色火药，所以，麻子身上的“司辰礼装”一年四季都是黑色的，脸也抹得黑一道、白一道，很像哪咤。他的老婆在他们开始“放炮”不久就被震聋了。他的老婆手里捧着双马蹄铃闹钟，远远地站在一旁，距十二时差一分时开始点火，火点着后，麻子老伯用两只手捂住耳朵，退到距“炮”五六米远的地方。只听轰隆一声响，那炮从原地弹起约两尺高，然后咣啷一声落在地上，炮口窜出经久不散的硝烟。

终日和火药打交道，危险自然难免。1934年清明，麻子老伯和老婆回冰窑巷家中给先人烧纸，由年满二十岁的儿子“伺候时辰”，儿子在“时辰祠堂”烧坑，不慎引爆了隔壁火药库的火药，炸得小儿“飞上了天”！麻子老伯说儿子得罪了“时辰老人”，“不敬时辰老人”，“放炮的时候说了脏话”！“这是时辰老人家对他的惩罚”。

麻子老伯说：“进了民国，西安人的时间就没有准过！”因为，抗战开始，麻子老伯沾染上了赌博和抽大烟，为筹赌资，麻子老伯“常常偷着把火药卖给山里面修桥筑堰的财东”，所以，西安城自抗战开始，午炮报出来的时辰往往不够准确，有时太阳都偏头了，午炮才响；也有午炮彻底就不响的时候。1945年，麻子老伯夫妇因贪污火药和吸食大烟土，被革职查办。

后来，钟表慢慢普及。1952年，午炮彻底哑了。不知不觉中，午炮静静地变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