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七旬建军队杀外敌!斥李鸿章误天下苍生!
左宗棠一生疾恶如仇,他以救世安民为夙愿,施展才华,挽狂澜于既倒;他外争国权,拼死抗争,为后世留下了千古传颂的美名。
一、杰出的军政才能
左宗棠天资聪颖,饱读诗书,受到了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又生性豪爽,中举后三次进京赶考,都落地而回,千脆绝了科举人仕之心,放下八股经书,潜心研读起天文地理、兵法战策和经世致用的学问。
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贫弱、黑暗的时代,外辱频至,内患丛生,腐败成风,民怨沸腾。他预见到天将大乱,决心效法古代先贤,以救世安民为平生夙愿。然而身处乱世的他,怀才不遇,也只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了,常自比诸葛孔明,广交志同道合朋友,以待天时。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滚滚风雷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左宗棠决心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一搏。1852年,太平军进抵长沙城下。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早就听说了左宗棠的才学与名声,特意派专人到湘阴招左宗棠出山相助。十月初,左宗棠随张亮基进入被太平军包围的省城长沙,张亮基“一以兵事任之”,让左宗棠全权负责防守事宜。他不负所托,周密调度兵力,组织实施有效的防御,使太平军无隙可乘,只好于十一月底撤围北走。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正式展露才学,赢得了众人的一致称赞,更为他以后的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
太平军北上后,清政府调张亮基署(代理)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随张亮基赴任。半年后,张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辞归湘阴。到了1854年初,太平军势力再次进入湖南境内,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一再邀请下,第二次出山担任幕僚(高参)。由于他在前次出山时的才学,得以全权主持幕府工作,成为骆秉章的重要助手。在这期间,左宗棠不仅积极协助筹划军事,还为曾国藩的湘军建造战船,接济粮晌,提供后勤保障。当时湖南税收混乱,民间负担很重,军晌难于保障。1857年,左宗棠根据自己考察的实际情况,建议不要漫天征收,而要规定军需、税收限额,减少漕粮征收额,被采纳后收入反而增加。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在湖南创办厘金局,每年可得厘金百万两左右。这些措施,充实了湖南的饱源,为新建的湘军打了一剂强心针。
左宗棠在湖南显露出的才干使他名噪一时,一些高级官员竞相举荐,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注意。1860年夏,清政府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的荐举,给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副部级),让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曾国藩要他回湖南募勇,他以长沙为落脚点派人四出募兵,网罗人才。七月下旬,共建成四营(每营五百人),四总哨(每总哨三百二十人),另以精壮二百人为亲兵。同时收集原“老湘营”旧部一千四百人,加上火勇、长夫,总计五千八百人,号称“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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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左宗棠有了自己的队伍,他以自己出色的才能,率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不断的征战中兵员越来越多,官职也越来越高,终于成为清政府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成为中兴名臣。
二、洋务先锋
1866年春,左宗棠由广东回到福州。当时,太平天国已被剿灭,清政府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如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方面。面对外国的船坚炮利,清政府准备从国外购雇轮船,但左宗棠却主张“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为此,他特意上疏朝廷,阐明了自己加强海防的主张:“我认为要切实的加强海防,必须整顿水师,而要提高水师的战斗力,只有自行设局监造轮船才是可行之策。”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时代,落后必然挨打。左宗棠为此形象地比喻说:“现在我们与西方各国都在海上争斗,而他们依仗船坚炮利有所挟制,我们却一无所有。这就好像大家一起过河,人家划船而我们只有破木筏;又好比大家一起骑马,人家骑的是高头骏马,而我们骑的是驴,怎么能比得过呢?”向外国租赁和购买船舰虽可解燃眉之急,但把自己的海防计划附着于外国军火商身上,终非长远之策。因此,他建议创办自己的现代造船厂。
1866年八月,左宗棠到福州罗星塔,购买民田二百多亩做为厂基,又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槽、船厂等工程,并向国外订购机器、轮机、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以培养自己的造船工程师和海军军官。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时,清政府于九月底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去西北镇压西部捻军和陕甘回民暴动。左宗棠为保证船政工程的顺利进行,向清廷保举原江西巡抚沈葆祯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福州船政局于1868年一月正式开工,并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到陕甘之后,左宗棠仍然不忘“洋务”,他在给清政府的一份奏折中指出,要以制造轮船为起点,“触类旁通”,不仅要办军事工业,也要办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用工业。在他的倡导与支持下,兰州制造局、兰州织呢局等企业先后开办,其中兰州织呢局是我国第一个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纺织厂。
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及当时清末社会的特殊背景,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但左宗棠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力图把“洋务”办得有声有色的主张与行为,是有进步意义的,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捍卫民族尊严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边疆烽烟四起,国家领土受到了侵略。面对危局,左宗棠毅然担起了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重任。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境内)军事将领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率兵侵入新疆南疆,建立了名为“哲得沙尔(意为七城)汗国”的反动政权,到1870年,占领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1871年,沙俄也乘机侵占了中国的伊犁地区。中国六分之一的疆土将属他人,国家统一遭到破坏。而腐败的朝廷中,主张放弃新疆的却占了多数。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痛心疾首,他在上书中大声疾呼:“假如新疆不稳固,那么蒙古就不会安定……将国无宁日”,“自己放弃主权,那么我退寸土,敌寇就会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绝不能放弃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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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政府的肯定后,左宗棠积极缚划收复失地。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团结新疆广大爱国力量,从1876年四月到1878年一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收复了新疆除伊犁外的国土。期间,英国出面干涉中国事务,要求清政府允许阿古柏残部(阿古柏已于1877年暴死)在新疆喀什独立。左宗棠严厉拒绝:“英国想要为他们立国,可以割英国土地给他们,为什么拿我们的沃土做人情!”并督促军队速进,粉碎了英国的分裂阴谋。
此时,朝廷多次与沙俄交涉,但沙俄拒绝交还伊犁。年已六十九岁的左宗棠,决心以武力收复伊犁。为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他命令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把总指挥部由肃州(今甘肃酒泉),前移几百里到新疆哈密。并且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不惜同侵略者血战到底,为外交谈判提供了强大的后盾,迫使沙俄交回了伊犁。
新获留在了中国的版图内,左宗棠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世代敬仰的民族英雄。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已是七旬老人,他临危受命,大呼“渡海杀敌”,组建了“恪靖援台军”,加强台湾防务。《中法新约》签订后,他激愤不已,斥责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他领衔上书朝廷,带头反对。1885年九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在临终前口授的遗折中,还在这样表述自己的未酬壮志:“这次战争,实在是中国强弱的一大关键,我奉命督师南下,可惜的是,没有能加速进兵,扬我国威,真是遗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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