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二月初一中和节 在这一天祭祀社稷神

今天是农历的二月初一。现在的老南京人，尤其是农家，仍喜欢说“二月二(农历)，龙抬头”。其实在过去，这一天之前的二月初一是非常隆重的“中和节”。唐代官员李泌曾经上书给德宗皇帝，说正月里节日多，而二月里无节日，请将二月一日定为祈求丰收的中和节。百官纷纷上表赞同，遂定此节。演变到后来，人们把中和节与祭社稷神合二为一，并把第二天纪念土地神诞辰也纳入其中，而“中和节”这一原有的节名反而被人逐渐忘却了。

朱元璋二月初一祭社稷

古人常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祭祀，“戎”即军事，即治国之道，在于文武兼备，缺一不可。而上至帝王将相官吏，下至书生百姓，又口口声声以“社稷”指代国家。“社”是社神，即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之神。历朝历代，国家和民间都要祭祀社神、稷神。尤其是朝廷，更要建立社坛稷坛。

南京是六朝古都，在这里建都的第一个朝代“东吴”却是个例外。当时，东吴群臣纷纷上表求建社、稷等神坛，吴大帝孙权却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思是普天下的江山都是皇家的，不必多此一举。所以，《六朝事迹编类》说：“终吴之世，未暇礼文。宗庙社稷，不见于史。”

南京由朝廷正式建国家级神坛始于东晋建武元年，分建三个神坛，其中有一个社坛和一个稷坛。以后在南京建都的历朝历代都相沿之，只不过地点、位置时有不同。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宫城时，仔细考量历朝历代的礼制，觉得将神社、稷神分祭实在不妥：“以为五土(即社神)生五谷(即稷神)，所以养夫民者也。分而祭之，生物之意若无所施，于是合祭为一。”于是，朱元璋把社坛、稷坛合二为一，名为“社稷坛”。

据已故著名南京学者朱偰先生考证，南京明故宫午门之南，端门之左，为“社稷坛”(今废)……再参见朱先生复原绘制的《明代宫城图》，可见社稷坛西邻并紧挨着今存于南京午朝门明故宫遗址公园的中轴线。

朱先生的《金陵古迹图考》认为，南京该社稷坛“证以北京故宫之社稷坛，地位正属相当……观其体制，全然与北京社稷坛无异”。

南京史上最隆重的春祭社稷大典，是在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初一。朱元璋亲率百官至社稷坛，行三拜九叩大礼，奉三牲等祭品，乐队奏祭乐，演显示文德武功之舞蹈。

南京也曾演社戏

而地方上秉承自古传下的“文化遗产”，也举行祭社稷活动。据惯例，我国大部分地区，过去以府、州、县为单位，都建有社稷坛。如《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元代南京所辖地的社稷坛有：府坛，位于南门外古“越城”之后，占地10亩，圈有围墙，内设社、稷、风、雷、雨师等各神坛，以及宫厅等建筑；上元县坛，在白下门外；江宁县坛，在县西南“绣春园”之西等。

二月初一这一天，南京的地方长官在社稷坛主祭，同僚陪祭，穿官服，按程序行祭礼，毕恭毕敬，不得有误。官员祭奠完毕后，群众男女老幼盛装而至，奉敬香烛、茶、酒等祭品。老百姓还要演社戏，饮社酒，吃社饭，古诗中有社日诗曰：“家家扶得醉人归”，就是其盛况的写照。六朝时，南京地区的社饭，是以猪肉杂碎烹调，再铺于米饭之上。有人认为，今日南京人所吃“盖浇饭”，似古社饭的遗风。

祭社稷活动基本上与封建社会相伴始终。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实行共和制。“江山社稷”再也不是皇家私产。而“国家”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也不再把“社稷”一词专门指代国家了。但几千年来，祭社稷的活动和理念一直起凝聚国家、民族、社会的作用。近现代的爱国主义、爱乡土的精神也是合理地继承其理念的精华而发扬光大的。

这一天还要祭太阳神

过去，人们传说太阳神的诞辰在农历二月一日，因此这一天还被视为“太阳生日”，要祭祀太阳。

过去，每逢这天，南京人都要到道观，或在家中面对印有太阳神的纸像，焚香烛祭拜，供奉祭祀太阳神的“太阳糕”。此糕的制法，是用米粉团制成圆形的糕饼状，中间夹糖。糕的上面，有的用模子印上鸡的图案，有的用米粉捏一只小鸡，均象征伫立着金鸡的太阳神。金鸡图案起源于古人将日出与鸡鸣的联想：认为金鸡(神鸡)居于太阳之中，日出光照大地，凡间的鸡也一齐响应而鸣叫。

记载明清北京的地方文献《燕京杂记》、《天咫偶闻》记载：“二月初一，太阳宫(道观)进香，人家以米糕祀日，糕上以彩面作鸡形……二月初，街上卖太阳糕，岁一次，买之以祀日也。”直至20世纪30年代，北京尚有此民俗。笔者认为，北京的这一民俗很可能是从南京传过去的。

笔者的理由有三：一、金鸡象征太阳神的图案，在南京流传久远，如过去传统老画中就有；二、1991年版的出自众多学者之手的《江南风俗》中明确有二月一日用太阳糕祀日神的记载，太阳糕用米粉制成，米粉产于南方，南京属江南地区，而以前北京人基本吃面食，所制太阳糕米粉应当是从南方输入；三、明朝初年，永乐皇帝下令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同时也将南京宫廷形制及典章礼乐制度一并带到北京。太阳糕也许是从南京宫廷带到北京宫廷，并逐渐流传到北京民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