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政策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
典型案例
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乾隆帝在其《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自然没有交往贸易的必要，清统治者反而以此骄人，夜郎自大。英国人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说：“在必需品上——虽然不是奢侈品上——可以自给，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
此外，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他们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乾隆帝曾说：“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所以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甚严”，“从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清政府制订各种“防范夷人章程”，目的是要隔绝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交往。同时，清政府对出洋贸易的中国人也有种种严格限制，无论船只的大小，来往日期，贸易货物及其数量种类，均规定甚严。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１８４０年，英国侵略者终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贸易的政策。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外商来华贸易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活动限于指定范围，进口货征收高税额，出口货限制品种和数量。它是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清朝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所执行的控制贸易及隔绝与外国交往的政策。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盲目的排斥外来东西，没有好好与外界沟通，选择了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最终导致自己的落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难以追上世界的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联系，了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技术来不断的提高自我，不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主要影响
正面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限制了猖獗的海上走私以及海盗行为。
对沿海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
负面影响：
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
阻碍了中外联系。
影响了中国吸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
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
使得中国和世界脱轨，慢慢地落后于世界。
文化上，经济上，科学上无法和世界接轨，各种先进技术思想难以发展，整体上呈现帝国黄昏现象。
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减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彻底丧失对外贸易主动权。
阻隔与外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以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造成国际冲突。
影响社会科技发展。
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
中国历史
概述
１８世纪，由于中外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不断发生，清朝统治者担心外人和汉人会结合起来反对清朝。１７１７年，清政府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区进行贸易。清政府在对贸易范围实行限制同时实行禁教，减少中外之间的往来。１７世纪末，清政府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随着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它开始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尤其是１７０４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订立“禁约”，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康熙严辞拒绝了这项要求。１７２０年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１７２７年又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１７５７年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乾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１７５９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５月至１０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但这种自卫措施是非常被动的 。
１７５７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又称广州十三行）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的这道圣旨常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
原因清朝统治者期望维护极权统治的心理观念是“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基于保护传统文化。事实上是对本国国民的愚民政策。
保障本地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力量的影响。清朝封建统治时期经济上自给自足，不依靠同时也很抵制外来商品。
国防安全的出发，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合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以免有间谍盗取本国资料。
清朝政府对自己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过分盲目自大。
闭关锁国这一政策推行了２００多年。它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到一定自卫作用。但是，当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清政府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式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
明朝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技术（不是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是东方的一大强国。然而，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止，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仅有２００公斤左右，美国已接近１０００公斤；中国年产铁约２万吨，不及法国１／１０，英国１／４０。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历来比较发达，从此也迅速没落下去。往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的中国船队，随之销声匿迹，被其它国家的船队取代。中国的各项发明和技术，在明朝中后期较西方仍互有长短，但到１８４０年已全面落后于西方了。
前期
闭关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
顺治初年，清廷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明朝成规，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随后，由于东南海上郑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严出海之禁。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贸易，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指郑成功）”，“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但仍有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顺治帝认为此乃立法不严所致，于十三年，下达“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论死。沿海可泊船舟处，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顺治十八年，清廷进一步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境贸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官吏庇纵者同罪。“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并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内，满目荒凉。
清朝禁海期间，沿海官民仍在进行走私贸易。康熙帝曾说：”向虽严海禁，其走私贸易，何尝断绝“。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间，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三藩战后，１６８１年春，福建巡抚吴兴祚，即奏请”应定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便收税“。当时派往广东处理三藩善后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奏请留用原来为尚之信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沈尚达、周文远等１３０人。但在廷议时，满洲大学士明珠与内阁学士李光地等均持异议，以为”海舡不宜入大海“，”皇上富有四海，宁少此项银两，何用奸人重为地方之累“。康熙帝因”海寇未靖“，台湾郑氏尚未降附，暂停此议。１６８３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对奉差福建广东回京后的内阁学士席柱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所何待？“又说：”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圣祖实录》卷一一六）九月，康熙帝在给大学士等的诏谕中，曾对开海的目的有所说明。他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民生有益，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１６８４年，清朝对海上贸易先后作了若干具体规定：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当时海外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东洋即日本，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首位。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记载，清朝沿海城镇，包括上海、宁波、南京，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潮州、高州、广州等地，先后都有商船前往贸易。日本在长崎设”唐人馆“，专供中国商人居住。到长崎贸易的华人商船，康熙二十三年为２４艘，次年增为８５艘，康熙二十七年多达１９２艘，商人船夫共一万余人。日本政府为了限制白银外流，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颁布”亨贞令“，对中国商船的数量与商品额进行限制，因而此后略有减少。每艘商船到长崎后都要写一份简要报告，后来被辑为《华夷变态》一书。据该书统计，从１６８５年至１７１４年的３０年间，赴日本长崎的”唐船“共计２５００多艘，平均每年８５艘多（包括部分南洋商船，大部分是华侨商人）。比前此每年平均３０艘左右增加二倍多。
东南亚包括巴达维亚（雅加达）、暹罗、吕宋、柬埔寨、越南、爪哇、麻六甲等国。明末清初有大批华侨来到这里垦荒经商。清朝开海后，沿海商人及东南亚的华侨商人，不仅往返交易，而且在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从事海上贩运，转手买卖。其中以雅加达的贸易最为发达。１６８５年，从福州、厦门开赴雅加达的商船”十余艘“，１７０３年增加到二十艘。到其它国家的商船，每年为三、四艘或五、六艘不等。总计每年赴东南亚的商船，大约为三十艘到四十艘左右。
顺治至康熙初年，欧洲国家，首先是荷兰，接着是英、法、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１６５６年，准荷兰”八年一次来朝“，１６６３年，”着二年来贸易一次“，１６６６年又定，”其二年贸易，永着停止“。英法等国的贡市贸易，１６６８年题准，”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但无时间限制。１６８５年废止海禁后，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次年议定：荷兰”应准五年一次，贸易处所止许在广东福建两省“。１６８４年，在厦门设立”洋行“，１６８６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实有四、五十家。分别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英法等国商船，除以澳门为居留地外，１６８８年又在”定海（舟山）城外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区“，作为商船停泊与中转贸易之地。
清朝的海外贸易，输出品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其次是茶叶、瓷器、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华夷变态》载有１６８６年一份赴日商船载运的货物清单，计有”白丝三百担，重绸五百捆零（每捆一百尺），人参六百零斤，中绸纱二百捆，红绡五十捆，剪绒二百八十笼，什物不数，白糖四千担，冰糖二千担，药材二百零担，毛边纸三百捆“。其中白丝三百担，丝织品六百五十捆，合六万五千匹。同年，有四艘荷兰商船，在福州购买白丝五万斤，以及大量丝织品。福建省管辖的台湾府，每年输出红糖二万担，鹿皮九万张，在海外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输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铜，是清朝铸钱必需的原料，１６８５年，海关共办铜二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动支税银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二两八钱。后来不断增加。铜一向是日本对中国的主要输出品。其次是海产品，包括海参、鲍鱼、鱼翅、统称”表物“。从东南亚输入的商品，除海产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西欧商船带来了一些工艺品，还贩运南洋海产，并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购买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等特产。据广东巡抚杨琳奏报：１７１６年到广州的法兰西船六只、英国船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全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船１１只，共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铺户代往江浙买货。可见其贸易也有相当规模。
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据佚名《东倭考》记述，”大抵内地价一，至倭（日本）可易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间，日本外流金额为二百余万两，银额为三千七百多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制造业与沿海城镇的兴起。厦门是对南洋的主要港口，广州是对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时期，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的丝织业，苏州、厦门的造船业，福建、广东的制糖业，佛山的冶铁和制锅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等的发展，都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康熙帝曾说：”朕南巡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康熙时任明史馆编修的姜宸英曾对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的情景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民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悖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凡藏山隐谷方物、镶宝可效之珍，毕至阙下，积输入于内府，于是恩贷之诏日下，积泽汪 ，耄倪欢悦，喜见太平，可谓极一时之盛。“（《姜先生全集》卷一）姜宸英的描述，显见有意歌颂升平，但清朝开海后，海外贸易日渐发展，则是事实。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至乾隆时，清政府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产茶、丝地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定海、宁波。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后期
为了整肃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折，即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年），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其中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则是针对外国侵略者鸦片贸易的正确禁令。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起因：一、受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和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影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严重的逆差，不利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资金积累。二、英国商人借助鸦片贸易取得大量利润，而伤害中国的财政和社会稳定，清政府不得不派林则徐去禁烟。三、长期中英就贸易问题交涉未果，一些英国商人不断地对政府施加压力，鼓吹对中国采取武装侵略政策。四、林则徐禁烟过程中，清帝下令把英国商船全部驱逐出境，断绝中英贸易关系。这个作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给英国殖民者入侵中国提供了借口。 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发动了对华战争。清政府无抵抗之力，在英军逼近天津的时候，便试图通过“磨难”政策来拖延时间，在广州同英方举行谈判。在谈判中，英方提出高额鸦片赔款、开放三处口岸和割让海岛的要求。中方虽表示妥协，但不能完全接受。１８４１年１月底英军先攻占沙角炮台，后强占香港岛。１月２７日，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对英宣战。然而，在清军完成调集之前，英军迅速占领了广州，随后沿海岸北上，在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攻克清军守城，直逼南京城下。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英国军舰上同英方代表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落后的体制、腐败的清朝统治、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和错误的战争对策。战争的结果使中国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仍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外国商品依然难以进入中国。二、清政府仍然坚持闭关政策的作法。三、列强以修约为名，要求开放中国沿海各口岸及内地各城市，准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进行贸易，以及准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对此清政府无法接受。于是，英法两国分别为发动战争制造了借口，一是亚罗号商船事件，一是法国传教士被处死的事件。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采用了时战时和的对策。１８５８年战败后同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接受了外国公使驻京等一系列要求，商定一年后在北京正式交换条约批准书。１８５９年来华交换批准书的英法代表试图率舰闯进大沽口，被清军击退。这次胜利使清政府盲目乐观。１８６０年７月，英法联军的大批舰只集结在大沽口外，但清政府竟以为对方是求和而来。英法联军趁机在北塘登陆，攻占大沽和天津。英法联军继而攻入北京。清政府同英法代表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 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的态度时强时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清朝统治到此时已经显著衰弱，但统治者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外敌入侵不仅威胁到中国领土完整和经济利益，而且直接伤害了大清统治者的尊严。所以，咸丰皇帝总想把外国人拒之京都之外，越远越好。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害怕列强，尽量避免得罪洋人。这种双重性导致其政策上的机会主义和最终的失败。《北京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破产。
其他国家
日本幕府时期
日本闭关锁国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的外交政策。在１６３５年开始实行，直到１８６８年德川幕府被推翻为止。德川幕府明确禁止日本人出国、禁止在外的日本人回国，并规定于外国的贸易关系仅允许在长崎进行，而且对象仅限于中国和荷兰。此外，某些地方藩主会与特定国家进行贸易，包括对马藩的宗氏与朝鲜、萨摩藩岛津氏与琉球国的贸易。
其它历史示例
朝鲜王朝于１８６４年行锁国政策。
尼泊尔于拉纳家族专政时实施锁国，只与印度或中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