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简介-战国时期楚国诗人

班固《离骚序》：”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王逸《楚辞章句序》：“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虽死犹不死也。”

李白《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苏轼：“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朱熹《楚辞集注》：“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梁启超：屈原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郭沫若：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毛泽东：“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闻一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

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当年全世界纪念的四大名人之一，当年的《文艺报》集11号社论《屈原和我们》：“屈原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屈原辞赋垂千古》：“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不朽名字，排在中国诗歌、世界语言艺术最优秀的作者的前列。屈原作品是属于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伟大和社会意义，越是到后来，便显行越充分、越清楚。”

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学教研室主任谢列勃里亚可夫《屈原和楚辞》：“楚辞最主要的作家屈原的英名也赫列于世界文豪之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和艺术科学院成员、亚洲研究协会成员詹姆士·海陶玮《屈原研究》：“一个大诗人，又如此追求创新，这在世界文苑中确实极为罕见。” 

杨雄：“过以浮。”“蹈云天。”

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

颜之推：“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父母

根据《楚辞·离骚》的说法，屈原父亲叫伯庸。屈原在《离骚》诗中说：“朕皇考曰伯庸。”此句黄寿祺译为“我已去世的父亲字伯庸”。大多数学者认为伯庸就是屈原父亲的名字。屈原的母亲则难以考证。 

配偶

根据《屈氏宗谱》，屈原妻子为邓夫人。晋代《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意思是说屈原投江以后，他的妻子每年五月初五这天向汨罗江中抛投食物祭祀屈原。清代《古今图录集成》记载，湖南益阳县西南六十里有一座凤凰庙，专门祭祀屈原的夫人和儿子，清代《益阳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陕西省山阳县清代同治十一年《屈氏宗谱》上有屈原妻子的画像，注为“灵均公元配邓夫人遗像”。

子女

根据湖南邵阳乾隆屈氏族谱、四川泸县与双流清代屈氏族谱以及何光岳《中华姓氏源流史》，屈原有四个儿子，分别叫承开、承元、承天、承贞。另外，根据湖南汨罗一带的传说，屈原有一女，叫女嬃。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主张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场更为自己的作品所证实。“明于治乱”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当时各国的改革者们那样，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离骚》中对当时楚国的君主怀王提出要求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骥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清人屈复说:诗中的“壮”指“美政”，“秽”指“秽政”，“度”，指旧的法度。马茂元亦说:“‘弃秽’，谓扬弃楚国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现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实行美政，扬弃秽政，改革现状，废除旧制，并坚定地表示自己要作这次改革的马前卒、开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叙述了他实行改革的具体实践:“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侯。”他说，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尚法”、“尚贤”并不是屈原的目的，而仅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对此《离骚》也有简要的叙述。《离骚》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说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同论道而莫差……”“岂余身之弹殃兮，悲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国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不致失力，并通过努力获得全胜，最后统一中国；使楚国国君功追三皇，步武尧舜，取法禹汤，赛过文武，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一般评论家所说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的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此次的变法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过于简略，现人无法窥其全貌，但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卫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唯才是举，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天庭。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命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

文学创新

“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新诗体的创作—骚体和新的诗歌样式

对于楚辞作品来说，它不仅有某些现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两字顿的节奏外，大量地创造和使用了三字顿的节奏。三字顿节奏的出现，是四言诗可以向五、七言转化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楚辞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诗歌作品，在它参差不齐的各种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诗的胚模，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另外，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地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楚辞》开浪漫主义先河

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文学精神

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

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

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是景慕屈原的人。李白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是屈原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另外，我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我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我们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宗懔《荆楚岁时记》

贾谊《吊屈原赋》

刘安《离骚传》

《史记·屈原列传》开篇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言之凿凿地明说了屈原是楚国王族出身，属于王族参政，对楚王也是抱着同根同祖的心思来辅佐。王族参政向来有高压线，事情干好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升迁，稍有闪失，就得被暗算一把，有苦难言。远者如屈原，近者如恭亲王奕等，概莫能外。

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对内“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对外“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一、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二、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三、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四、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五、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六、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七、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八、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关于屈原有几个子女，主要有六种说法。

一、“四子”说：湖南邵阳一带于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屈氏族谱说屈原有4个儿子，长子承开，次子承元，三子承天，四子承贞。湖南省社科院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于2003年出版的《中华姓氏源流史》，以及四川泸县、双流县的清代屈氏族谱上也有这样的记载。

二、“三子”说：在陕西耀县和安徽东至县发现屈原有3个儿子的说法。《耀州志》上说：屈原死后，他的3个儿子都进入秦国，其中一个在耀州改姓为孙，并说隋唐医学家孙思邈是其后裔；一个家居蒲城，仍然姓屈；另一个在韩城，改姓为房。但都没有记载具体名字。安徽东至县黄荆村保存的乾隆四十一年屈氏族谱记载屈原有3个儿子，长子称孟师文华公，次子称忠虞武安公，三子称季敏孝思公。

三、“二子”说：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江苏大学、常熟市图书馆珍藏的《临海屈氏世谱》记载屈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屈署，一个叫屈鲋，又称屈侯鲋。

四、“一子一女”说：清代《长沙府志》说屈原有一女名叫绣英，也称纬英，并说其墓在湖南益阳花园洞。清代《桃江县志》有同样的记载。明代《蕲州志》说屈原有一子，俗名“黑神”，同治年间的《益阳县志》又说“俗呼凤凰神”。

五、“一子”说：麻城市沈家庄保存的民国七年的《熊氏族谱》记载屈原有一子，名“岳”，并说屈原受“屈”也就是受“冤屈”而死，所以他的这个儿子又恢复为熊姓，因为屈原的远祖叫熊绎。

六、“一女”说：湖南汨罗一带民间传说屈原有一女叫女嬃，汨罗屈原纪念馆原馆长、屈学专家刘石林写有一本《汨罗江畔屈子祠》一书，其中对此专门有考证，认为女嬃为屈原之女。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直到宋玉，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词的人。“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从悼词中宋玉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辞赋上学习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础上对楚辞进行了发展，所以在当时人们将宋玉称作是继屈原以后最伟大的辞赋家。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15年（公元820年），与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三峡库区文物搬迁复建的四大单体建筑。屈原祠占地2万多平方米，投资5000多万元，是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结构，继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工艺。

屈原祠内共分12个展览陈列厅，分别为前殿、南北陈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历代诗人赞颂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厅）。秭归屈原祠，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屈乡儿女缅怀先贤的动人事迹，也保存了屈原祠风雨沧桑的历史过程及其古风遗韵。

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景区定名为“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规划占地面积500亩，建筑内容包括以屈原祠和屈原文化广场为主的屈原纪念景区，以巨型屈原雕塑为主的主题雕塑景区，屈原文化艺术中心，同时建设以三峡民居集锦园、三峡濒危植物园、滨水景观带等。

屈原墓一共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屈原故里景区内。屈原墓重建于清道光七年，1976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搬迁到秭归老县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峡工程兴建，湖北省文物部门决定将其复建到凤凰山上，以恢复其历史原貌 。

另一处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屈原墓园附近有3座规模颇大的寺庙，分别是保缘寺、普济寺和普德大庙 。

端午节（Dragon Boat Festival）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成了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