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旦简介-中国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作为儿子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050年）二月，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049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他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公元前1049年举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此次行动由“周公辅行”他们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约前1027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

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灭掉殷商之后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把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于奄。封太公望于营丘。封召公奭于燕。

武王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鲁”称号建立鲁国，国都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东省南部。

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三门峡陕县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陕之后，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写了《大诰》。公元前1022年，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殷人灭夏、周人灭殷，都是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被灭导致的，如夏末的韦，顾，昆吾皆是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则可以长驱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灭纣。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的周边拱卫王都，这和武王时期的分封已经有本质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夏禹的后代，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虞舜的后代，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据何尊铭文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

中心建都的设想，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此建设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对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迫切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建洛邑，在东征平叛以后，这件事更具有紧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涧四水汇流其间。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执政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涧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对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过程，在《尚书》中也有有简明扼要的描写：据《尚书·召诰》载：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达洛邑，经“卜宅”得到吉兆后便正式奠基动工。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来到洛邑。二十一日，在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后，他向殷商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发布了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隆重而有条不紊的。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康浩》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就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先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终前，周公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3] 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大行封建，营建成周（洛邑），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与发展周朝统治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营建洛邑。相传他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论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朝的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直到唐开元时期，有着强烈权力欲的唐玄宗作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以孔子为主。唐朝的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

周公旦“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周公的成就从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主要为军事上，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政治上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长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礼作乐集周礼之大成。

二次克殷

灭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周公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稳定周朝的统治。

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监”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

八师戍守

二次克殷之后，周公认为有必要扩建直属国家的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军队进行收编，又另建了一支八师，主要由周人组成，驻守在以新筑的成周为中心的的河洛地区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称为“成周八师”。成周八师，西周周公东征后，开始驻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军队。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南夷。

周公将殷移民迁到成周城，又收编西周时期驻守商故地的军队，建立殷八师，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东方及监视殷遗民。

同时，编制西六师，保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人兴起之地的西土，因位于西部，所以称“西六师”，主要由周人组成。

成周八师、殷八师、西六师由周天子亲自委派的大贵族或大官僚担任指挥官。由此可见，周天子掌握的军队有十数万人之多，这就有效地保证了奴隶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在政权与各种制度的建设方面，周公继承损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极之别：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别；在经济上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

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道德规范，制定了完整的礼仪仪式，此外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完善礼乐

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之一。礼发源极早。“礼”字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据《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断，最初的礼只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周公“制礼”则是为了满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的不同行为规范。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孔子曾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初的礼乐是沿袭夏、商而来的，不过，在周初，由以周公为首的西周贵族陆续加以厘定、增补、汇集、渐渐成为法定的制度。《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经过周公修订的礼乐，则主要是用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宣扬道德理想，与其说周公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改造以适应新生的政权。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仅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礼和置换典礼所用之乐歌，而是涉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亲手制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摄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周代社会制度的基础。

可见，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前无所因的创举，而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损益夏商旧礼，结合周族原有的习惯，制定出的一套调整宗法人伦制度和行为规范体系。

作为“人情所不免”的乐，本就是随人类文明而发展。在中国，如果从贾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阶形态算起乐在中国至少有九千年，乐既反映和表达人的情感，也显现多种功能性意义，但乐为礼制用途如此彰显的确应从周公始。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乐与礼制仪式相须且固定为用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拥有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也就成为“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所谓乐分礼与俗，恰是因有了礼制用乐方显俗乐意义没有礼也无所谓俗，从这种意义上讲，周公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的先河。

敬天保民

周公制礼，着眼点不限于诸侯，他较多关注下层庶民。在平三监之乱后，周公封胞弟康叔于商都朝歌。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周公写作三篇文告给予康叔的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旦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古代建都城，在国之阳位，要设一取象天地而上圆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筑。为布政之宫，四户八牖，以便声教四达，称明堂。《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条郑氏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记其多种

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而实同。”《诗·周颂·我将》表明曾“祀文王于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诸侯之用。当诸侯方国朝见周公时，周公以天子身份，背负斧纹屏风，面朝南而立，诸侯贵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对面的中阶之上，东西阶和门东西，夷、蛮、戎、狄分站在东、南、西、北四门之外，较远的九采站在南面的应门之外，极远的四塞每世一来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

这般一丝不苟精心安排的诸侯朝觐天子的礼仪，无疑能十分明确天子诸侯之间尊卑上下的等级，使各安其位以维护统治秩序，这就是周公制礼的目标所在了。关于这次明堂活动的时间内容，《明堂位》说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颂·清庙序》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颖达《疏》：“成洛邑在五年则朝诸侯在六年，明此朝诸侯与《明堂位》所朝为一事也。”那么《礼记·明堂位》所载周公朝诸侯于明堂，是周公营建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庆典活动的一部分，此外还率诸侯庙祭文王，又颁度量，推进政令之划一，并以制礼作乐，为他这一年工作的重心，结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业达到成功的巅峰。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典出《史记》。周公姬旦派长子伯禽(又称禽父)去管理鲁地(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而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伯禽,姬旦没有去封国做国君),临行时他告诫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已经很高了。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希望你到了鲁地,不要因位高而盛气凌人。”后形容在位者礼贤下士。

这一成语,说的是两个人:西周时的姬旦与西汉时的王莽(新朝建兴帝)。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世人惯称“周公”。有圣德,辅其兄武王姬发伐商,平定天下,定了周朝基业。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相代。藏其册于金匮,内容无人得知。后来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尽心辅佐,将周成王抱于膝上,朝见诸候。当时其庶兄管叔、蔡叔图谋不轨,但忌惮周公,于是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为避祸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后来有一日,天降大雨,雷电击开金匮,成王见了册文,方辨明忠奸,诛杀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归相位。

假设当管叔、蔡叔正四处散布流言诬周公有反叛之心的时候,周公便一病而亡；假设金匾之文始终未被成王所知,那么请问,谁人可以说得清周公姬旦到底是忠是奸?那其后的史书中他岂不就成了奸臣?

王莽,字巨君,是西汉元帝王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成帝刘骜的表兄。其人奸诈,依仗外戚专权,阴谋夺取汉家刘姓天下。但他深恐人心不服,于是预先谦虚恭谨、礼贤下士,假行仁义,当时天下人都齐声称颂王莽的圣贤仁义之名。后来王莽终从王太后处逼得传国玉玺,自立为帝。

假设王莽在代汉称帝前就死亡,那谁又会知道他心底的不臣之心?那其后的史书中他岂不就成了一代贤臣,名垂青册了?

所以说有些真伪,不是一句“日久见人心”或“盖棺定论”就能说得清的,或许身处猜疑之中的人,只能用“无愧于心”来聊以自慰了。

周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儿子姬诵继位,称周成王。因成王年龄很小,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便由周公姬旦辅佐,处理政务。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是野心家,他们很想篡位夺权,但又惧怕周公,于是就合谋陷害周公,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周公要谋害成王。夺取王位。年幼的成王不断地听到这些流言,对周公就不太信任了。周公本来一心辅佐成王,却遭到诽谤,为了躲避嫌疑,让成王认清事实真相,他便辞离京城镐京,到了洛阳。后来成王明白了事实真相,悔恨自己听信谗言,于是用隆重的礼仪把周公请了回来。

管叔、蔡叔贼心不死,他们与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叛乱,阴谋夺权。成王命周公率兵镇压叛乱。周公领兵很快就讨伐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发动的反叛。

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政权归还给成王,使他亲理国政。成王正式接管朝政那天,前往祖庙祭告祖先。在祭礼仪式上,成王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很有感慨地对文武百官说:“我一定要从以前的惩戒中吸取教训,以防止后患。”

古人讲的行周公之礼指的是行房事(也称为做爱、性交)。

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但是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周公之礼”通俗指夫妻同房，做爱，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戏谑的意味。

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之言，隐喻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

周公是一个在孔子梦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在儒教长期主导文化的中国，周公也就不可避免的直接与梦联系起来，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

周公解梦，是我们古代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虽难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间却流传甚广。是后人借周公姬旦之名而著。每个人都要做梦，梦之与人犹灵魂之与人，与之俱来，随之而去，伴随人之一生。只要人的大脑之思维能力还在，梦就会长久不衰。做梦不分贵贱、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中外，只是梦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梦如同人的身影一般，既司空见惯，又神秘莫测，既虚无飘渺，又真实可见。若说梦是幻觉，然梦中之人物事件，醒后皆历历在目；若说梦是真实之表现，然醒后难找与梦中人物事件完全一致者。有时日有所思，夜即梦之；有时梦中所见，日即遇之。梦之神秘至此，我们的祖先亦早知之，即产生梦文化。　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公解梦》即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在术数史上，很难发现解梦之术，列于此，只因梦文化在民间甚为流传，并能从梦中预测吉凶。

古人根据梦的内容不同，把梦分为以下十五类：

直梦即梦见什么就发生什么，梦见谁就见到谁。人的梦都是象征性的，有的含蓄，有的直露，后者就是直梦。如你与朋友好久不见，夜里梦之，白日见之，此直梦也。

象梦 即梦意在梦境内容中通过象征手段表现出来。我们所梦到的一切，都是通过象征手法表现的。入梦到登天，其实人是无法登天的，在此，天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如天象征阳刚、尊贵、帝王；地象征阴柔、母亲、生育等等。

因梦 由于睡眠时五官的刺激而作的梦。“阴气壮则梦涉大水，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此即因梦。

想梦 想梦是意想所作之梦，是内在精神活动的产物，通常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即想梦也。

精梦 由精神状态导致的梦，是凝念注神所作的梦，使近于想梦的一种梦。

性梦 是由于人的性情和好恶不同引起的梦。性梦主要不是讲做梦的原因，而是讲做梦者的对梦的态度。

人梦人梦是指同样的梦境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感梦由于气候因素造成的梦为感梦。即由于外界气候的原因，使人有所感而作之梦。

时梦 时乃四时，由于季节因素造成的梦为时梦。“春梦发生，夏梦高明，秋冬梦熟藏，此谓时梦也”

反梦 就是相反的梦，阴极则吉，阳极则凶，谓之反梦。在民间解梦，常有梦中所作与事实相反之说，在历代典籍中，亦多有反梦之记载，成语中亦有黄粱美梦的典故，唐·沈既济《枕中记》，说卢生在梦中享尽了荣华富贵，醒来时，蒸的黄粱米饭尚未熟，只落得一场空。可见反梦在人的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籍梦 也就是托梦，此类梦在古代书籍中也有不少记载。人们认为神灵或祖先会通过梦来向我们预告吉凶祸福。

寄梦 就是甲的吉凶祸福在乙的梦中出现，乙的吉凶祸福在甲的梦中出现，或者异地感应做同样的梦。寄梦是由于人们之间的感应而形成的梦。

转梦 转梦是指梦的内容多变，飘忽不定。

病梦 病梦是人体病变的梦兆，从中医角度来讲，是由于人体的阴阳五行失调而造成的梦。

鬼梦 即噩梦，梦境可怕恐怖的梦。鬼梦多是由于睡觉姿势不正确，或由于身体的某些病变而造成的梦。

祖父母

祖父：季历，本名姬历，史称周太王，也称王季、周王季

祖母：太任

父母

父亲：姬昌，史称周文王、西伯侯、西伯昌

母亲：太姒

兄弟

兄：伯邑考、周武王（姬发）、管叔鲜

弟：蔡叔度、霍叔处、郕叔武、卫康叔、毛叔郑、冉季载、郜叔、雍伯、曹叔振铎、滕叔绣、毕公高、原叔（原丰）、丰叔、郇叔、姬颍。

子孙

子：伯禽、君陈、蒋伯龄、凡伯、邢朋叔、茅侯、滑伯、胙伯、祭伯

后世：周公旦之子分别被封为周国、鲁国、凡国、蒋国、邢国、茅国、滑国、胙国、祭国等国君，其国君后代均是周公旦之后。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56年)，楚考烈王迁鲁顷公姬雠于下邑（今安徽省砀山县）为民，鲁国灭亡。姬雠之子姬晦在鲁国诸公之墓傍而居。汉平帝时期，封鲁顷公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奉周公祀，公子宽死后谥为“节”，其子公孙相如袭爵，王莽新朝时期，又封相如后裔姬就为褒鲁子。

周武王时，封同族人于东方为诸侯，周公旦受封于鲁地，但他并未前往，由长子伯禽前往就任，自己则留在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与召公一同辅佐天子。因其采邑在周，故其自己及后代皆称为周公。

虽然司马迁著《史记》时，有为周文公及其后代立《鲁周公世家》。不过没有记载周平公(周文公的次子)的详细世系，反而记载的世系是鲁公伯禽(周文公的长子)的。所以此列表是从《春秋左氏传》、《史记·周本纪》和《今本竹书纪年》等书籍所整理出来。

谥号国君姓名 在位年数 在位年份 身份 参考资料

周文公姬旦28 周武王元年——周成王10年 周文王四子，周武王之弟 《史记·周本纪》《史记·鲁周公世家》《今本竹书纪年》

周平公姬君陈周成王11年——？周文公姬旦次子《今本竹书纪年》

中间世系失考

周定公周平公之后 《史记·周本纪》

中间世系失考

周桓公姫黑臂 ？—前693年 周定公之后 《左传·桓公五年》

中间一世失考

姫忌父 ？—前636年周桓公之孙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秋季条

姫阅 前635年—？ 周公忌父之子 《左传·文公十四年》

姫楚周公阅之子 《左传·成公十一年》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於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於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国曰：「周公将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 从春秋时期，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 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 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 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 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 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 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 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 “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 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 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 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 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 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 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 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 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 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 他。

关于周公究竟是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为执政，还是因为耍尽手段要篡权夺位而没有得逞的问题，要想在现今大量纷繁复杂的历史古籍中找出答案，还存在困难。黄摩崖在《头颅中国》一书中指出“摄政”与“摄位”不同，为周公辩护。

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党外人士对周恩来总理的称呼,始于抗战时期,当时周总理在国统区工作,他的品格和才能,赢得了许多党外人士和国民党高层人物的尊敬,于是称他为“周公”解放后,陈叔通、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张治中等人仍经常这样称呼周总理,毛主席在1949年12月致柳亚子的信中也说过:“周公确有吐握之劳”以表示对总理的钦佩和赞赏。

洛阳周公庙与陕西岐山、山东曲阜周公庙，并称为海内三大周公庙，皆为祭祀西周初年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公姬旦的祠庙，亦称元圣庙。

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618年），由隋将王世充草创。王世充为了抵抗李密瓦岗军，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梦周公，为周公立庙，每出兵辄先祈祷。周公庙地处隋唐东都洛阳城宫城正门——应天门内东侧，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玄宗开元年间都曾予以重修。《河南府志》著录有《唐开元重修周公祠碑》。《河南通志》记载，明嘉靖四年（1525年）又在旧址重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重修。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河南府知府王来庆将仅残存定鼎堂的周公庙进行全面大修。清乾隆八年（1743年）、五十五年（1790年）与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多次重修。1992年以来，明建定鼎堂、清建会忠祠（今礼乐堂）与三殿、两厢，都又陆续修缮。

周公庙风景名胜区，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北六公里处的凤凰山南麓。唐武德元年（618）为纪念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修建。庙内古树参天殿堂成群，除了周公正殿外，还有召公、太公、等周人先祖及功臣勋将的配殿，汉白玉武将像等古迹名胜。庙区现存古建筑30余座，占地约7公顷，整体建筑对称布局，殿宇雄伟，亭阁玲珑。庙内现存碑与石刻众多，并有汉、唐、宋、元、明古木多株。

山东曲阜周公庙位于曲阜城东北里许处的周公庙，全称文宪王庙，亦称元圣庙，是祭祀周公的庙宇。因封建帝王曾封周公为“元圣“，故又得名为元圣庙。公元1008年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在太庙旧址重建新庙。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建，达现今规模。周公庙现占地28000平方米，三进院落，有门、坊、亭、殿等明、清建筑13座57间。其间桧、柏、楷、槐等古树庇荫，十分壮观。周公庙的大门额题“棂星门”。门内左右各立石坊一座，东坊额刻“经天纬地”，西坊额刻“制礼作乐”，赞颂周公德绩。元圣殿是周公庙的中心建筑。殿内塑有周公像，正中上悬“明德勤施”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