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王石达开简介-太平天国名将,军事家、政治家

石达开(1831年3月—1863年6月27日),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客家人，祖籍地广东省和平县.太平天国名将，中国近代军事家，民族英雄。曾封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被尊为“义王” 。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石达开追随洪秀全，入拜上帝教，咸丰元年（1851年）12月，永安建制，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 。咸丰五年（1855年）2月，在九江、湖口重创湘军水师，乘胜西征，三克武昌。11月，进军江西，攻占皖、赣、鄂三省大片疆土。咸丰七年（1857年），天京事变时封“左军主将翼王”，6月2日，再度从天京出走。10月，驱安庆将士进入江西，东西转战，试图救出被湘军围困的瑞州、临江、吉安翼殿诸军，失利之后放弃江西，经略浙闽，流动转战于南方各省，同治二年（1863年）5月，率众深入越西山，直抵大渡河南岸，最后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6月27日，就义于成都，享年32岁。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体恤百姓民生，生平事迹为后世所传颂，被认为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但因为其出走安庆，对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对于他后期的人物评价上，史学界有较大分歧。

清道光十一年（1831），石达开出生在贵县（今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达开村   ）北山里一个比较富裕农民的家庭里。他的始祖原居广东省和平县   ，到了他的高曾祖石永旺（石永旺有胞兄石永兴、石永发，为石家十二世）便落籍桂平县白沙。后来石永旺的儿子石风椭（石达开曾祖父，有三个胞兄，为石家十三世）又从桂平迁居贵县北山里。凤佑生三子，曰润才、润贵、润禄。石达开的父亲石昌辉约在达开五至九岁时便已早逝。丢下了弱妻幼子（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家庭境况大不如前。口碑材料说，达开少年时，种田之外，兼做生意。买卖鸡鸭，做牛贩。运炭到平天山矿区出售。年方十四岁的石达开巳凛然成人，早就挑起维持家计的重担。他奔走江湖，广交四方豪杰，与当时在浔梧一带活动的天地会首领罗大纲、大头羊张钊有交往，也与平天山矿区工人和广大农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后来参加拜上帝会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所以后来太平军被困永安州时，能密檄龙山矿工驰援解围。

道光年间，官场腐败，民生困苦，1847年，石达开十六岁，正在广西以传播基督教为名

筹备反清起义的洪秀全、冯云山慕名来访，邀其共图大计，石达开慨然允诺，三年后毁家纾难，率四千余人参加金田起义，被封为左军主将。意为“羽翼天朝”。  

1854年秋，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织就罗网，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24岁的石达开第一次交手。这场战役，有人认为是石达开“最辉煌”的一次。  

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跳出反包围圈，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清军闻风丧胆，号之曰“石敢当”。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定都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名将江忠源自尽。  

由于之前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达开到安徽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才，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  

1854年初，石达开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从此放弃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石达开看出两军最大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达开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由于他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求贤若渴，江西人民争相拥戴，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对手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至此，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经陷入太平军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全被切断，可惜石达开适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虽然大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却令曾国藩免遭灭顶之灾。

同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被杀，上万东王部属惨遭株连，石达开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急忙赶回阻止，并痛斥韦昌辉乱杀无辜，但为时已晚。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意图予以加害，石达开逃出天京，京中家人与部属全部遇难。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连北王亲族都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石镇吉、李秀成、杨辅清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将自己的两个哥哥封王，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前往安庆。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持“义王”金牌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此后，石达开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拥戴他的安徽太平军将领大都留守安徽。因没有水师，无法渡过赣江，救援行动失败，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欲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  

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 “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终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此时太平军据骆秉章奏稿有三四万人。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在大渡河东线防御的清兵来到对岸，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到太平军营谈判，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其中，石部三千人被王松林收编，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驻扎大树堡。后来，两千人中有七百人过河，遣散或被杀。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夜袭大树堡剩余一千多人，除三百老幼存活外，全部被杀。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石达开受刑时，被割几千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敬佩的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  

史学著作都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略为夸大，一种说法称带走了近20万人，另一说法称有十余万人，更有不说具体数字，只说大队人马。因此，史学上称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有意拆太平天国的台。事实上，史实并非如此。据清庭档案中的何桂清奏折所称：

“传闻本月十一日（指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年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

此文记载石达开渡江的时间与地点均不误，但未说人数。然从石达开只在一个小镇铜井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了的情况看来，人数不多是明显的。

7天之后，即1857年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徽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称：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此奏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所说的“伪示”即石达开的《五言告示》也在多处发现，有案可查，绝非虚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石达开离京时带走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

9月，洪秀全在形势和舆论双重压力下，罢免了安福二王，派人送“义王金牌”邀石达开回京主政，但石达开一则不相信洪秀全的所谓“诚意”，二则他一向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不思进取，只图保东南一隅的做法不甚赞成，因此决定从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作战。然而，尽管如此，石达开还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缓解局势危急的方案---德兴阿在给清帝奏章中提到这份奏章的内容，“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据德兴阿奏报说，奏章上还有洪秀全的批复。

10月5日，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数万人的军队，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为而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将士。不过从上述奏章上看，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的整个部署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从重要据点抽调重兵。以军队论，连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的《李秀成自述》本身也承认，翼王早在回天京时便“将打宁国之兵交与陈玉成管带”，所谓“打宁国之兵”就是石达开带回天京的靖难之师，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同样，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除了陈玉成、李秀成、韦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也是安徽地方的主要将领，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江西，其中如张朝爵、陈得才、叶芸来，陈坤书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之将。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著名者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其中没有一名侯爵，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名将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此时还都名不见经传，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时还只不过是个“将军”，是太平军佐将中最低的一级。

从以上诸点来分析，石达开离开安庆时直接带领的军队人数是很有限的，重要将领也很少，上文所引德兴阿附奏的石达开给洪秀全之奏章中一些重要将领回援天京的指示也证实了这一点。

石达开不仅是太平天国一代名将，同时也是晚清中国的武学大家，在战场上，他是以冲锋陷阵、骁勇善战闻名的“悍将”，在武学修为方面，《北平国术馆讲义》更将他与许宣平、达摩祖师、宋太祖、岳武穆、张三丰、戚继光、甘凤池等人并论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拳术名家，只可惜由于他的身份敏感，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败亡后大肆销毁各种对太平天国人物的正面记载，以致他作为武林高手在后世的名声远不能和以上诸人相比。

据《清稗类钞》《太平天国野史》记载，石达开的拳术“高曰弓箭装，低曰悬狮装，九面应敌。每决斗，矗立敌前，骈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敌踵至，疾转踢其腹脐下。如敌劲，则数转环踢之，敌随足飞起，跌出数丈外，甚至跌出数十丈外者，曰连环鸳鸯步”，民间认为这种武艺就是后来号称“北腿之杰”的“戳脚拳”，传说石达开还曾将这种武艺传授给选拔出来的士兵，用于作战，

石达开不仅武功出众，而且内外兼修，他和陈邦森比武的故事已成为后世武林口耳相传的掌故。根据文字记载和口碑传说，两人相约各自击打对方三拳，受拳者不得还击，“邦森拳石，石腹软如绵，邦森拳如著碑，拳启而腹平。石还击邦森，邦森知不可敌，侧身避，碑裂为数段”。

据旧时的《长宁县志》记载，“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太平军冀王石达开率兵二十余万，由张懋江导引，从兴文入长宁，扎营百余里。”史料显示，当年石达开曾率领20万太平军，攻破了长宁县城。在经过龙峰山时，在山上驻扎了一段时间。龙峰山山势险要，居高临下，石达开的太平军在此驻扎了近一月。龙峰古城墙还保存有一块刻有“天下太平”字样的石碑，据考证龙峰山峰顶寺就是太平天国遗址。 

“稗史漫传曾羽化，千秋一例不平鸣”，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十六岁便“被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二十岁封王，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二岁，他生前用兵神出鬼没，死后仍令敌人提心吊胆，甚至他身后数十年中都不断有人打着他的旗号从事反清活动和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党人曾通过诗歌，小说，绘画等各种媒介宣传他的事迹以“激励民气，号召志士，鼓吹革命”。有关他的民间传说更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表现出他当年深得各地民众爱戴。  

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们对石达开的胆略十分推崇，如李秀成谈及各王优劣才能时“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陈玉成认为太平军将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而清朝方面，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左宗棠说他“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骆秉章说他“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是“首恶中最狡悍善战”。不只如此，他还赢得了众多与他敌对立场的人的敬重，如地主文人周洵在《蜀海丛谈》中称其为“奇男子”，清朝一位贡生在湘军军宴上公开说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在大渡河畔与他为敌的许亮儒对他的英雄气概与仁义之风钦佩不已。直到他死去近40年后，由清朝地主文人所撰的著作《江表忠略》之中还有这样的记叙：“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

在有关石达开的各种评价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传教士麦高文通讯中的一段话了：“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得（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颇不友好的[金陵庶谈]作者也承认这一点。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历险经过的外国水手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威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的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 电师”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做敢为的人”。

《石达开传略》跋

作者：陶短房

夫身后为传，断代为史，古今一也。而太平天囯于今，殆百五十年，为誉为毁，至今不绝。亦人各有见，无足厚非也。而石王达开，本朝望未孚，功业未就，恨遗百年，头行千里者也。然竟能驭饥卒，感黎庶，佩敌酋，念后贤，誉满当时，名垂后代，识与不识，咸为之泣者，何耶？ 夫清季多艰，外畔蜂起，文恬武嬉，君蔽臣昏，英雄老死于荒丘，百姓困顿夫垄亩，重以异.族之嫌，辱国之愤，当是时，匹夫一呼而天下动，诚志士死国之秋也。王本布衣，家颇小康，多才艺，兼文武，无门虽不克显达，有粮岂不堪温饱？惟念苍天之聩聩，欲奋赤手于元元，以弱冠之年，行枭杰之事；忍家族之险，谋天下之安；提一旅之众，为五军之率，渡橘洲，登采石，二十八日，千二百里，民谚曰：“非是城豆腐，人是铁丈夫”，信夫！ 天京既定，当道无北顾之良谋；湘寇已深，兵民忧西来之粮米。王乃奉朝命，奖三军，分湖口，下武昌，五十七城，旬日易色；长龙三板，判为荆楚，遂令金陵诰谕，榜行千里；洪都蜡丸，不逾三江。虽大势之如此，岂非王之功业所至欤？ 疆场无后顾之忧，庙堂有前瞻之虑。既驻节安庆，复立效藩篱，感及士林，泽被众庶；市廛不扰，贸易如常。集贤豪而谋一统，依古制以惠四方。同侪多敬仰之色，敌帅有惊佩之声，此非谓贤，孰谓贤乎？

迨天京围破，向荣走死，方疆场也粗安，竟萧墙之祸起。手足相残，祸殃累万；小天堂中，血流飘杵。以王之心，能忍乎此？遂挺身危地，谋诸豺虎；乃阖家碎玉，一身缒城。已兴靖难之师，先抒宁国之难。及至凶徒授首，凯歌入京，德孚满朝，身任通军，筚路蓝缕，渐复疮痍。当斯时也，天下之大，敌焉友焉，胡不知石王之名？咸以为太平有望，大业有归矣。孰意天意难知，天威难测，已一忌之有成，岂百喙之能清？谆谕数省，足剖沥血之诚；书启连篇，犹怀瓜葛之恋。皇上帝之权能，此去能依？圣神电之旧号，至死未改。以王之智，宁不知自立以久长？以王之德，岂忍乎南面而背本！虽云义士，终有富贵之心；纵是宗潢，半怀方面之望。征路颠沛，虎贲流离，多年揽辔，万众梯山。岂王无谋？时乎事也。虽然，此志未移，此心未改，伤病乌合，泣而争为之尽死者前仆而后继，至终不绝。非王之惠，他人焉能有此？ 王睹东南纷纷，势不可为，乃扬鞭立誓，锐意入川。岂宝庆之人谋未臧？恨涪州之天意不终。泸水汹涌，悲红颜先归殊世；凉桥险峻，忍勇士争赴清流？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箕踞听事，谈笑刑曹，以薛生之敌幕，岭氏之夷酋，或感而讴之，或惜而传之。虽骆公寡信，全生无多，生者死者，能不为王泪下三尺！ 岁一寒暑，淮水竭，石门开，天王祀绝，图籍为炬。十年天府，久作荒庄野鸽；百里金陵，屡罹战荒兵祸。王之大业不成，而洪杨曾李，其业安在？ 王之业堕，王之志存。川广黔滇，仍纷传王实不死；匡复之士，犹砺兵蒸粮以待。梁启超、高天梅辈，猥作赝书，而天下感奋，其行可议，其心可知。王长已矣，乃能令五十年后人，争流涕而忘死，竞攘袂以亡清，遂开共和之路，且报王之深仇，虽众人之力而至此，非王之遗爱也动人？史式先生，有盛名于史界，为王立传，已数载焉。吾友雍容，感王之德，嘉传之志，而微憾其不文，遂殷殷嘱予润色之并为之跋。予自幼生长金陵，闻太平事，未尝不抚髀而三叹也。虽流寓万里，能不奉命？因为此跋，以永志焉。壬午腊月，冬至之望，陶短房谨书于阿尔及尔。

目击者记石达开之死

《蜀海丛谈》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趺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梆。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

石之死处，在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督标箭道。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

《黄彭年致唐炯函》

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

石达开不仅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而且一百多年来，一直以能诗闻名于世。名将与诗人集于一身，这在太平天国人物中间是仅有的一位。可惜这位真正能诗的英雄诗人死得太早，在十多年戎马倥偬的生活中，无暇吟诗作赋。所以没有较多的作品遗留下。后人伪造石达开诗文的现象的确比较突出。这种情况不仅在太平天国人物中是唯一的；有史以来历代千千万万的名人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石达开相比。

石达开虽然能诗，但诗名如此之大，自有不少原因。在安庆易制与经略江西之后，他的政绩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都认为他有才，如湖南人纷纷传说他是湖南拔贡，谣言甚至传进咸丰皇帝耳朵里，下旨令曾国藩查明。当时湖南人，特别是湖南读书人非常有优越感，不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自许，也大有天下英才尽在三湘的骄傲，所以湖南人一再误传翼王是湖南读书人，证明石达开在当时已经广有"才名"，也就因为这样，后来梁启超伪造石达开遗诗，一时之间无人怀疑，而自梁启超之后，翼王的能诗之名也更为人知了。

石达开诗名甚大的另一个原因，是辛亥革命前后许多革命志士把他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为了激发民气，鼓吹革命，就托他的名写了许多伪诗，八方流传，到处宣扬。只是反清英雄而不能诗，伪诗伪文无法加到他的头上；只是诗人而不是反清英雄又起不到多大的宣传作用。只有石达开兼而有之，正是一个理想的对象。

比较著名的石达开伪诗包括：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收录“石达开遗诗”五首（一首尚有争议）；南社诗人和革命党人高天梅为鼓吹民气、号召革命伪造的“石达开遗诗”二十首；《梵天庐丛录》所辑“入川题壁”一首（“大盗亦有道”）；《太平天国全史》载“翼王在川遗诗”两首（“一掷孤筹计本非”“垂翅无依鸟倦飞”），其他已知的石达开伪诗还包括：李法章《太平天国志》伪托一首（“孤鼠纵横惯噬人”），《石达开诗钞》载《致湘乡石龙轩先生》四首；《壮族文学史》载“出六合”一首；新《筠连县志》载“翼王题诗”一首等。
石达开诗词
现存比较确定的石达开真诗仅以下三首

《广西白龙洞提壁诗》  

《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

石达开是广东省兴宁县石氏崇山公脉下四房第十六世孙。他的九世祖石相宏率六子迁移到广东省和平县下车镇石头塘落居。和平县石氏是从广东兴宁、龙川移居来的 [83]  。兴宁石氏四房六世石柏系：第十三世石凤佑，妣黄氏，生三子：石润财、石润贵、石润禄。谱记：石润禄（第十四世），生二子：石昌隆、石昌辉。石昌辉，妣周氏。综上所述，他的第十一世祖石元启昆弟石元开及侄孙石凤佑（第十三祖）先后从广东和平县迁居到广西贵县北山里那邦村 。到了他的高曾祖石永旺（石家十二世）落籍桂平县白沙。后来石永旺的儿子石风椭（石达开曾祖父，为石家十三世）又从桂平迁居贵县北山里 。

石达开尚有后人，已改姓胡。1861年6月，石达开回师广西贵县（今贵港市）时，想到父亲早故，是姑母带大他，离别姑母已有11年长，很是想念，便抽空回奇石圩，约见嫁在平治村的姑母胡石氏，姑侄相见，自然是一番长吁短叹。姑母逗玩着翼王身边的两个小孩，很可爱，觉得翼王南征北战，前有堵兵，后有追兵，随身携带的两个小孩，一个叫石定忠的那时才三岁，一个才一岁，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便劝他把两个小孩留下来。翼王沉吟良久，同意留下了最小的，姑母便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用围巾背起小孩，秘密地回到平治村。

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率部出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民小生产的经济地位所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共同的信仰，因此当太平天国内部发生的矛盾无法解决时，分裂就不可避免  。

该说法认为洪秀全对石达开的不信任和洪仁达、洪仁发对石达开的辖制，是造成洪石分裂的重要原因。洪秀全作为农民领袖，具有浓厚的帝王思想，而且狭隘自私。天京事变后，“过着脱离群众的腐朽的帝王生活、教主生活，养尊处优，壮志消磨殆尽。经过杨秀清的擅权逼封和韦昌辉的暴乱屠杀后，更是时刻疑虑别人篡夺他的王位。" “不从杨韦事件中吸取教训，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反而猜忌开国元勋和重臣们，使亲者痛，仇者快。” 石达开居于辅政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在洪秀全看来，这对他很不利。石达开回京后，洪秀全心有不悦，并专用与挟制石达开、胸无大志的安、福两王，因为他与安福二王结怨，所以被迫出京。为避免步杨秀清后尘，石达开决心分裂。”所以该说法认为“对于石达开的出走，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并把洪秀为“一己之王位，任人唯亲，妒贤忌能，猜忌功臣，破坏团结”视作严重错误，并认为安福二王并未“阴图戕害”石达开。称安、福两王只是“洪秀全维护洪氏王朝、牵制和排挤石达开的工具。”

罗尔纲认为石达开“对洪仁发、洪仁达的挟制，应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团结；对洪秀全的疑忌．应该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后来忠王李秀成也给洪仁发等欺压，也给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对付洪姓只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虽然得不到团结的结果，但洪姓也没有再进一步杀害他。”

持“洪秀全责任说”者“认为石达开文武兼备，虽有君臣之别，但确具有与洪秀全分庭抗礼的地位和威望。” 这也正是封建帝王思想严重的洪秀全疑忌石达开、对其感到畏惧的根本所在 。洪秀全深知石达开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实力派人物，很容易由于戒心而将隐忍退让视为是韬晦之计和阴谋手段。所以他们认为“委曲求全不可能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  。”“”石达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众望所归、却又被怀疑为要篡权，而杨秀清之鉴不远，加之对洪秀全性格的了解以及洪氏兄弟的逼迫，这一切使石达开很难产生委曲求全的想法 。

该说认为石达开拒绝取代洪秀全是因为他效忠尽忠，绝不会做杨秀清第二。同时朝中文武人心归向石达开，如果犯颜直谏，会被看成是逼篡逆行。“而且，洪秀全对石达开已不受兵事，他的处境十分被动，并且洪秀全会将石达开深得民心的拥护形势当作威胁。石达开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诛洪自代，而且就当时石达开的地位和形势来说，出走是必然之举 。”

另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出走是分裂革命。说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认为石达开天京出走，是他本人的 “内因”起了决定的作用。洪秀全的错误“押制”，加速了他出走的进程 。石达开不走“取而代之”这条路，可能出于他难以建立新的宗教政治体系。正如外国传教士说基督教在天朝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整个机构。一旦废弃，“就违反起义以来所有的文告，并且摧毁了整个的政治系统。” 全局必将瓦解 。而洪秀全的“地下天国”之主是大家公认的。况且前车之鉴杨秀清的功劳、权势、地位，是石达开比不上的。因此，石达开下定出走决心。

该说认为“石达开出走决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精心谋划、深思熟虑，作好充分准备的 。”石达开和其助手确定出走方法、选择出走路线、草拟出走《布告》、估计出走后果、推测天王态度、制定拉人措施、设计新的旗号。由天京“南门出走”，后“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 粘贴出走《布告》，宣布解散天国正统政权，愿意跟随他的前往安庆 ，并散布亲奉密诏来拉拢太平军精锐，又不断派人活动，不择手段地把“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同时，试探性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改国号、年号为太平安国丁巳元年。” ，无疑是要另树旗帜。“石达开辅政仅半年，能对出走谋划得这样周详，决非一日之功。”

对于石达开出走的人数，学术界同样具有争议。史学著作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略为夸大，一种说法称带走了近20万人，另一说法称有十余万人，更有只说大队人马。因此，史学上称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而证明石达开出走人数多寡，对诠释石达开的出走意图很有帮助。但据何桂清称：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1857年6月2日），石达开已经从铜井渡江逃往江北 [99]  。石达开只在小镇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人数明显不多。

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徽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称：“五月十八日，石达开从金陵率几千人前往长江上游时，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大概是因为洪秀全对其猜忌过深，惧害脱逃。  由此得知石达开离京时带走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 。

10月5日，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数万人的军队，都是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不过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抽调重兵。《李秀成自述》称石达开早在回天京时便“将回靖难勤王的部队交给陈玉成管代”，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除了陈玉成、李秀成、韦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赖冠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还有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 。

关于石达开率部出走的意图， 史学界的观点有两派：一派认为是另立旗帜， 自建政权。理由是石达开刚刚出走， 洪秀全就撤去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 并与广大将士“百计挽留”，石“不仅悍然不顾”甚至杀害挽留他的将士， 其与天国决裂之心昭然若揭 。另一派认为是保存天国力量， 挽救天国危机。理由是石达开出走是为了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选择“出师再表真”的道路， 是为了在同清军殊死的战斗中表白自己对天国的忠诚，扭转天京上游战场的不利形势 。

学者刘焕性认为石达开出走的意图是经历了变化的。从时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咸丰七年（1857年）2月至咸丰九年（1859年）2月。在这一阶段石达开的意图主要是避祸自保，不再同天京的洪氏集团发生联系。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返回天京主持政务后，洪秀全虽任命他为“通军主将”，却不授以兵事 [。这样石达开无法施展才干，而洪氏兄弟竟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只有逃离天京，茫然失措，毫无头绪；只是抱定不再与洪氏集团有纠葛 。石达开出走之初，内心踌躇，对之后缺乏明确长远的目标与打算。

第二阶段从咸丰九年（1859年）2月至同治二年（1863年）6月。这一阶段石达开的主要意图是入据四川，自建政权。这一决策是石达开在攻占江西南安府后作出的。此前，清军与太平军正在江西、安徽一带殊死战斗，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暂时放松了对石达开的围追堵截，而石达开已走出了消沉失望的阴影，军势振作起来。在张遂谋等人的帮助下，他决定避开争斗激烈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机入川。他认为清廷和洪秀全政权短期之内均奈何不了对方， 双方之间的胶着将为石达开势力的发展创造有利空间。但石达开没有预见到《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会同清政府勾结在一起， 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而战争长期在太平军占领区进行，又大大增加了太平天国的经济和军事困难，从而使洪秀全政权日益窘迫。再加之长期的孤立作战，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和稳定的后方，缺乏能吸引民众的政治纲领， 更使石达开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军心涣散、战斗力削弱。

一种说法根据石达开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写的信载在唐友耕年谱中,认为“乞降信是秘密的，唐友耕是与石作战的总兵，经过他手，说明这封信不是乞降信。”另外，信开头就表明了石达开的立场一一甘愿以“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最后申明，如骆不允许所请，决不会束手待毙，一定反抗到底，表明石达开写的不是乞降信。他并非投降叛变，只是因为石达开的想法幼稚、天真，没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残忍性。希望以个人的生命换取部下广大将士的不死，在假意答应后，就信以为真，这正好中了敌人的计策，无代价地牺牲了自己，也牺牲了他的广大将士 [92]  。该说认为石达开亲赴敌营是乞死以救部下，并非乞降以求生。石达开是农民阶级的领袖，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本质，在生死问题，上了敌人的当，所以说石达开被俘不能以叛徒论 。

另一种说法根据石达开的信认为，石达开要求骆秉章“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请免诛戮”，即为他的部众向清军乞生。石达开要清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 ，而且还要“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材擢用”，“显然意为放下武器，向敌投降。”再次，石达开表示他自己不“求荣以事二主”，为了他的部下不被杀害，即使要他“自刎"或被杀也“死不为辱。该说认为“石达开他考虑到他自己的经历和地位与一般部将不同，不能不有死的准备。”最后，石达开提出如果骆秉章不同意，他的部下不会“束手望天”，以此来威胁清军将领一定要答应他的投降条件。“这封信的要害是以他的部众放下武器，向敌投降来作为敌人不杀他的部众的条件”，是一封乞降信。“即使按照他向清军提的条件全部实现，也不能证明石达开不是投降，最多只能说明他是有条件的投降而已。” 

石达开之死的官方记载，见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奏稿中称同治二年（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被凌迟处死 。

对于石达开的死因，民间的一种说法较为详细，说石达开并没有被清军围困住，而是突围出来了，之后他也没有回归太平军中，而是带着余部和大量的金银珠宝逃进了贵州与广西交界的丛山中，并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山寨，藏兵驻军以待东山再起。然而没过几年天京被清军攻破，洪秀全病逝，太平天国彻底失败。石达开也失去了再次出山抗敌的雄心 。

另一种说法则说当时投降的是与石达开长得极为相似的他的养子，他本人则在清军围剿当时就带着几个心腹化装逃走了。据说，还有人曾在四川见过隐居的石达开。

据《宝藏的故事》记载，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石达开当时还留有藏宝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训 。

同治二年（1863年）5月，石达开大军约3万人到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附近），在安顺场附近活动了近一个月。石达开派小队渡河侦察后，又在紫打地进行船只粮草的准备，但最后抢渡时因山洪暴发，抢渡不成，粮尽援绝，最后全军覆没。据安顺场当地百姓传说：石达开率3万大军走到大渡河时，有个爱妃生了儿子，石达开犒赏三军用了三天时间。结果三天过后，大渡河涨水了，导致军队无法渡河  。

而历史学家一直在考证石达开部队在安顺场附近的活动，有一种说法是石达开在此挖洞藏宝。抗战期间，刘湘秘密调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从山壁凿入见到三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蒋介石他速派古生物学家马长肃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被迫中止。后来，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后判断：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似非为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石达开有没有藏宝也成了历史未解之谜 。

学者在对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是为洪秀全所逼，责任在洪不在石。石达开出走和远征之后，一直把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坚持对清军作战，最后兵败被俘，慷慨就义，有始有终，保持了农民革命英雄的本色 。

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前期功绩卓著，应予肯定，但后期所犯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咸丰七年（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大搞分裂活动，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石达开始终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坚持反清，所以仍属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最后，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作，受骗被俘，投降乞死，晚节有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