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什么要整垮'秘书'尹壮图：死要面子

乾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煞费苦心地让尹壮图做反面教员，想通过他的现身说法来维持太平盛世局面，让臣民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以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全都枉费了心机。所以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乾隆戏弄了尹壮图，还是尹壮图戏弄了乾隆，或者双方都被对方所戏弄，真的难以下结论。<br/>尹壮图是乾隆后期一个普通的内阁学士。在秘书岗位上，他虽然勤勤恳恳工作了近十年时间，却没有取得什么突出成绩，也没有写过公文名篇，在秘书理论上更没有新的建树，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上了一道建议取消“议罪银”的奏折后，受到乾隆皇帝百般刁难和肆意戏弄，最后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假话，不得不连篇累牍写假报告才得到解脱。即使如此，他后来还是背了一个很重的处分。尹壮图的这段奇特经历，不仅在当时而且到如今都发人深省，应当引起后人高度重视。<br/>一、好心当成了驴肝肺<br/>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三十九年(1774)五月，由礼部主事升任郎中。当年十一月，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十二年(1777)，转京畿道御史。接下来的三年里，尹壮图又有三次职务升迁，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受到乾隆戏弄之后，他一气之下辞职走人。乾隆死后，尹壮图的冤案虽然得到平反，也被召回北京“另候擢用”，但对仕途早已心灰意冷的他谢绝了新皇帝的好意，重新回到老家开馆授徒，再也没有出来工作。<br/>尹壮图担任的内阁学士俗称阁学，是内阁大学士属下的一名高级官员。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定内三院官制时，共设学士五人。内三院改为内阁后，仍设学士，定编制为满学士六人，汉学士四人。清初，内阁学士的品级曾有升降，至雍正八年(1730)始定为从二品。内阁满学士掌奏本章，凡御门听政时进折本，朝审、秋审时奏各省勾到人犯等;汉学士掌批题本之汉字谕旨。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前，内阁学士均兼礼部侍郎衔，并由钦命满、汉各一人掌稽察中书科事(中书科是内阁主要秘书部门)，或命于修书各馆兼副总裁、总纂等官。<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82/9B/829B94B6068C97A94F4430E5AB7E9215.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内阁学士麻勒吉进入养心殿，口授遗诏大意。第二天，他们两人就把皇帝的遗诏赶写出来了。当天晚上，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福临便与世长辞了。福临逝世后，麻勒吉又与侍卫贾卜嘉捧诏“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清史稿·麻勒吉传》)遗诏立八岁的皇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是为康熙帝。<br/>离开御史岗位十多年，早已不负言职，如今整日与公文打交道的尹壮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什么突然呈上取消“议罪银”的建议书?原来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丁忧回了云南老家，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去一返万余里，从北到南又从西到东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沿途接触到的人，无不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看到的景象，根本不是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繁荣富庶，而各级政府报上来的钱粮库存，更是十有八九是假的。尹壮图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它不仅助长了官员们的违法乱纪，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而且目前许多地方出现的巨额钱粮亏空，都与“议罪银”制度有关，必须尽快将其废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作为皇帝的近臣，他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向皇帝反映这些耳闻目睹的情况，以便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br/>很显然，尹壮图这次上疏，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吃饱了撑的无事找事，而是完全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尹壮图想通过此次上疏，博得皇帝的好感和欣赏。如果真有这层意思，那也非常正常。<br/>可是，乾隆却把尹壮图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或说尹壮图的热脸，最终却贴到了乾隆的冷屁股上。[page]<br/>为了免受蒙蔽和欺骗，古代许多皇帝包括当代的一些高层领导，不是都希望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能将他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向自己报告吗?有的甚至定期或不定期派秘书下基层蹲点调查，搜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可是乾隆究竟怎么了?不仅听不进尹壮图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实话，而且像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对他进行百般刁难和戏弄。这究竟为什么呢?<br/>要说清其中原因，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br/>二、皇帝只能邀誉不能受责<br/>乾隆五十五年(1790)尹壮图所上奏折，《乾隆实录》记载得颇为详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也都有摘录，其中《清史列传》是这样写的：<br/>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加之罢斥，罚银数万两充公，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br/>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br/>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承蒙皇恩浩荡，不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若干万两银子，以示惩罚，也有督抚自己请求认罚若干万两白银的。对于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合理借口，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大饱私囊。而那些清廉的官员，也不得不曲意讨好下属，以便出事时能够得到他们的资助，下属日后出现府库亏空大案，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包庇袒护他们。所以罚银制度虽然严厉，却不但不能让官员们感到羞愧和恐惧，反而容易让他们滋生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做法。这些人如果才识平庸，或者就地免职，或者调任京官，不能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职。<br/>这道奏折虽然揭了各省督抚的老底，指出了“议罪银”制度的严重危害性，但纵观尹壮图的进谏，所谈虽然句句是实，却远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然而就是这么一篇泛泛而论的疏文，却在无意中犯了乾隆的大忌。原来乾隆晚年吏治废弛，腐败成风，贪赃公行，高官大吏中的贪墨之徒比比皆是。乾隆一方面要粉饰太平，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对督抚们绝不公开处理;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对督抚们不时要找些过失予以“敲打”。他认为最好的“敲打”方法，就是罚款抵过。让臣下自愿缴纳巨额罚款，既没有横征暴敛的恶名，又可以增加“计划外”收入，弥补国库空虚，满足自己挥金如土、挥霍奢靡的欲望，还能保护一大批“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让他们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清政权服务，真可谓一石数鸟，妙不可言!至于督抚们的钱从哪里来，就只能不闻不问了。如果依了尹壮图的意见，从此停止罚款，不仅会断了乾隆的财路，而且等于要皇帝认错，这对背负了沉重治绩包袱，三个月前又刚刚办过八十大寿庆典并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来说，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强烈的自尊心，加上晚年的自负，使得乾隆十分顾忌自己的完美形象，所以他只能邀誉，而不能半点受责。<br/>乾隆一心要保护干部，粉饰太平，维护自己的“英主”形象，尹壮图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识时务地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乾隆当然很不高兴，皇帝一不高兴，臣子自然要倒大霉。<br/>三、“议罪银”制度究竟是个啥东西?<br/>尹壮图建议废除、乾隆着意维护的“议罪银”制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br/>所谓“议罪银”制度，说白了就是以钱顶罪的制度。这一制度始创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核心内容是“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它主要是针对地方督抚大员而设的，但议罪的对象，还包括布政使、盐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富裕的商人。这些都是有钱人，他们不怕罚款，也罚得起款。“议罪银”收入不进国库，大部分归内务府供皇室消费，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机构，不是国家财政税务部门，而是军机处及其专门设立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控制，秘密掌握。罚款数额也没有一定标准，主要看官员犯罪情节轻重和他们出得起多少钱而定，少则万余两，多则三四十万两白银。犯罪者为了表示“虚心改过”和对皇上效忠，大都自愿从重认罚。只要多罚银，就可以博取皇上欢心，不但依旧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而且能够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br/>应该说，“议罪银”制度的实施，使乾隆皇帝的钱包鼓了起来，解决了他个人的财政危机。结果，乾隆六下江南，沿途建造了几十个行宫，八十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热热闹闹大庆了一个多月，各项花费不计其数，竟然没有动用国库一两银子，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大量结余。<br/>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清史列传?尹壮图传》)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又宽绰了皇帝手头，还挽救警戒了不法官员，可谓一举多得。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弊政，其危害性简要说来至少有这么四点：一是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加速了他们的敛财力度和速度，加深了清王朝的腐败程度;二是使用官员变相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员整体素质下降;三是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官员们会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变本加厉地增加下属和底层百姓的负担;四是以钱顶罪，有罪不究，法律变得形同虚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机制，使清王朝加速走向衰败。[page]<br/>四、猫捉老鼠的游戏拉开了序幕<br/>乾隆既然听不进尹壮图的意见，自然要想方设法堵住他的臭嘴。以皇帝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易如反掌。可这样做未免过于粗暴和简单了，同时会落下庇护贪官、冤屈直臣的昏君名声，死要面子的乾隆当然不会如此行事。为了既能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国家的太平盛世景象，又能使尹壮图“心悦诚服”地承认错误，甘当反面教员，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于是开场了。<br/>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弄清尹壮图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当年十一月的一天，乾隆亲临乾清门听政，下了这样一道谕旨：<br/>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清史稿·尹壮图传》)<br/>乾隆一方面承认尹壮图的建议确实不无见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解，那就是督抚人才难得，才不计较他们偶然的过失，采用罚款的方式予以惩戒，然后从宽处理，照常任用。接着乾隆又承认，督抚中可能有人辜负了朕的期望，昧着良心，以筹措公费为由，向部属伸手，而部属们也乘机摊派搜括以讨好上司，这种人也不能绝对保证没有。乾隆于是顺势写道：尹壮图既然上了这样的奏折，必然掌握了事实根据，那就请一一指实上报。言下之意是：只要事实确凿，证据充分，朕必定严加追究，从重处罚，决不姑息。<br/>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员的犯罪实据，不仅拒谏之心已经流露在字里行间，而且明里暗里都藏着杀机。此时最聪明的应对之策无过于马上认错谢罪，回复说自己并无实据，建议也十分荒唐，经圣主教育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恳请皇上原谅鄙人的鲁莽和冒失。这样做虽然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却可以免祸上身。<br/>梁朝的贺琛就是这样做的。<br/>梁大同十一年(545)，针对梁朝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任散骑常侍的贺琛上疏泛论时弊，一共写了四条意见。大意是批评梁武帝对官吏过分宽容;梁武帝本人又喜欢亲近任用奸诈小人;皇帝的使臣严重干扰郡县;地方上的官吏大多渔猎百姓;风俗奢侈，道德沦丧，再不整顿吏治，崇尚节俭，远小人，亲君子，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br/>勃然大怒的梁武帝当即把秘书召来，口授敕书，对贺琛的疏文逐条进行批驳：他质问贺琛所指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数目，用难以指实的问题来为难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苛求责备他。他还质问和威胁贺琛说：“为什么不分别明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暴;某位尚书、兰台奸猾;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哪里夺取?给了谁?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个应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项目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朕听!如果不一一列出，那你就是有意蒙蔽欺骗朝廷!”<br/>梁武帝在敕书中虽然严令贺琛必须一一指实所揭发的问题，并表示他“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上来的意见，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但深知梁武帝有护短毛病的贺琛哪里敢再说什么?只好向梁武帝认错谢罪了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br/>不聪明圆转的人当然也有不少。明朝的兵科给事中张作楫，就是这样一个“笨蛋”，结果吃了大亏。<br/>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兵进入喜峰口，明朝守将抵抗失败，退保昌平。崇祯一面命令宦官李国辅等人严守关口，一面急召各镇部队火速入援京师，并宣布北京戒严。同时，崇祯命令众大臣上书献计献策，共御外侮。张作楫奉旨条陈，崇祯看到他的疏文中有“提兵十万，逗留不前”等语，即令张作楫回话，要他说清楚指的是谁?在当时，拥兵不前确实大有人在，如兵部尚书张凤翼受命统帅军队，太监高起潜监军，与宣大总督梁廷栋互为犄角，然而他们都不敢挥师出战，这便是明显的例子。但当时并没有提兵十万的将领，这一点也是事实，所以崇祯认为他是胡说八道，一定要他说明白。其实，所谓提兵十万云云，在疏文中无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不是实指，这是稍知文章作法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张作楫当时随便写上这么一句，哪里想到皇帝会抓住不放呢?所以一听说要他当面说清，心就慌了。而在此之前，张作楫曾因上疏言事连续三次受到处罚，这次如果不是奉旨条陈，他根本不打算建什么言献什么策，谁知运气如此不好，一上疏就触霉运。在“奉旨指名”时，他知道自己免不了会遭处罚，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壮着胆子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并为敌人护送辎重。疏文中还涉及兵部尚书杨嗣昌，把别人不敢摸的老虎屁股全都摸了一把。崇祯见到此疏，怒不可遏，拿起笔就在疏文上“×××”地大笔涂抹起来，以致“皇上”二字也被画上了一个大黑“×”。不久处分就下来了：革除张作楫一切职务!(《三垣笔记?崇祯》)[page]<br/>既是饱学之士，又在中枢机构工作了十多年的尹壮图，理应知道历史上有许多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应该清楚晚年乾隆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他是被乾隆表面上的“虚心纳谏”所蒙蔽，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么一个耿直老实之人，总之他见到皇上说了一番不得不如此做的苦衷，又表示一定会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对贪官进行严惩，就稀里糊涂地将自己的见闻如实上报，殊不知正好落入了乾隆精心设下的圈套：<br/>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臣路过那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详细调查取证。‘若问下令摊派或逢迎搜括之人，他们上司和下属之间内部勾结，秘密交易，外人岂能得见?’因此实难一一指实。<br/>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皇帝不相信臣的话，可以选派满洲大员和臣一道去各省秘密调查钱粮亏空情况，一定可以迅速取得确凿证据。<br/>看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尹壮图又没有掌握督抚们的具体罪证，乾隆立即穷追不舍，对尹壮图的批判也开始上纲上线：<br/>尹壮图的复奏还是没有指实一人一事，仍然只是拼凑一些没有根据的内客，拿空话来搪塞。朕做皇帝五十五年，对待百姓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和各省漕粮两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灾害，还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贫穷百姓都受到实惠，这不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吗?有天良的小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怎么会“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如果真如尹壮图奏折所称，岂不是“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在朕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乾隆实录》卷一三六七)<br/>乾隆这几句话是十分严厉的。他认为尹壮图既是对自己执政五十多年成绩的全盘否定，也是视自己为糊涂皇帝，所以令他分外伤心。<br/>乾隆于是再次严厉质问尹壮图：你的道听途说究竟“闻自何人?于何处见此情状”?如果不能“逐一指实复奏”，再用空言假话搪塞，那就是自蹈欺罔之罪!<br/>尹壮图这才醒悟上了皇帝的大当，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措词不当，不能指出确据，请求皇上治罪。<br/>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晚了。<br/>就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秘密指派和珅向有关省份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应付检查的各项准备。尹壮图不是提出要下去密查吗?乾隆虽然拒绝了他的密查要求，却不妨利用这个自动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进行现身说法，于是一面命令户部侍郎庆成(满族人)带了尹壮图下去“切实盘查”，一面发布上谕通告全国：<br/>“尹壮图逞臆妄言，陈奏不实，自问亦难解免。今已令侍郎庆成，带伊前往所指书麟管辖之山西省，切实盘查，若果有亏缺，即当严行究办;若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著将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通谕知之。”(《清史列传?尹壮图传》)<br/>看到皇帝通告之后，地方官员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设法挪移，弥缝掩饰”。有些“爱憎分明”的大臣，甚至立即上书，要求将尹壮图撤职查办。<br/>盘查尚未开始，结论就已作出，胜败也已明了，等待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br/>五、名为检查，实是认罪<br/>当年十一月下旬，庆成带了尹壮图，奔赴山西大同。到了当地后，庆成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员，早已东挪西借，补足了所有亏空。“盘查”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打开一个个粮仓银库，翻开一本本账本簿记，仓库银两果然“丝毫并无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属相符”。[page]<br/>看到这种情况，尹壮图虽然有些傻眼，但受到愚弄的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在写给皇帝的汇报材料里，用极为虔诚的态度和认真恭敬的话语，详细汇报了检查结果。然后，他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愚蠢之至;经过皇帝的批评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已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判断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其他地方自然无不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继续查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请求让他早日回京接受处罚。尹壮图的话说得十分可怜：臣“昼夜兼程，诚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处治。”<br/>但乾隆没有答应他的回京要求，仍然让庆成带着尹壮图，像赶鸭子一样，按照原来设计好的线路图一路查下去，直到他真正心服口服为止。<br/>乾隆于是又下了一道上谕，说尹壮图表面上虽然认了错，内心其实还有很重的抵触情绪，如果现在就让他回京接受处罚，不仅这次普查会半途而废，相反还会给外人留下一个“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尹壮图“居心”之“巧诈”，真可谓“殆不可问”!<br/>痛快淋漓地挖苦讥笑尹壮图一通之后，乾隆想起尹壮图说过“不能平安回京”的话，不免有些担心：尹壮图在路上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或顶不住压力自寻短见，他一手导演的这幕戏就无法继续演下去了。为此他特意要庆成转告尹壮图：“尹之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意思是一定要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继续盘查。只要顺从听话，保证不会杀他的头，也不会判他重刑。<br/>乾隆同时传谕军机大臣：庆成因公出差，按规定可以报销出差费，尹壮图是自愿申请下去盘查，给他提供驿马已是格外开恩了，所以不能再给出差费。但考虑到他是穷书生，带的盘缠可能不多，如果不够用，可以让庆成在出差费和差役的口粮中酌情分一些给他。<br/>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他与其说是到各地进行盘查，不如说是由庆成押着到处认罪。<br/>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从山西查到直隶，再查到山东、江南等地，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更令尹壮图不堪忍受。他们对庆成热情接待，巴结得像老子，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毫不留情地把他冷落一旁，有些地方甚至连饭食都没人给他安排。<br/>尹壮图越查越愤懑，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仰天长叹，然后诚惶诚恐地不断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词，表示“业已倾心帖服”。<br/>为了早日结束这场痛苦的游戏，尹壮图不得不再次向乾隆恳求：“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br/>乾隆通过军机大臣传谕，明确无误告诉他：还必须一路盘查下去。<br/>在传谕中乾隆还说：尹壮图“所过地方甚多，小民有无蹙额之状、兴叹之语”，都要“体察咨询，据实具奏”。<br/>乾隆显然铁了心要把他彻底整垮。<br/>尹壮图只好再次违心上奏说：“臣经过各州县地方，不仅‘藩库果然完足，毫无亏空’，而且‘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也就是一路上没有见到一个人有不满情绪，老百姓全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br/>乾隆还不满足，继续发布上谕说：<br/>尹壮图前奏所言商民蹙额兴叹，竟属全无影响。今已目击商民乐业情形，自不能复置一词。但伊从前所闻得自何人传说，著庆成即向尹壮图确切询明，令其指实具奏。(《清史列传?尹壮图传》)<br/>庆成随即上奏：在他反复询问之下，尹壮图还是不能指实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一个人。尹壮图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只求治以虚诳之罪”。[page]<br/>也就是说，尹壮图以前所说的，都是道听途说、胡说八道，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现在他的唯一愿望，就是尽快回到北京，诚恳接受皇帝的惩罚。<br/>这些汇报终于满足了乾隆的期望，于是指示庆成结束盘查，带尹壮图回京听候处理。<br/>六、乾隆的煞费苦心全都枉费了心机<br/>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乾隆发表长篇上谕，对尹壮图上疏事件作了最后定性：<br/>尹壮图节次复奏，总不能指实一人一事，因令庆成带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竟敢以不能记忆虚词，有心欺罔，其咎实无可宽宥矣!(《清史列传·尹壮图传》)<br/>在上谕中，乾隆还指出：原来任用尹壮图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真是痴心妄想。但对他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言乱语、血口喷人的无稽之谈，又不能不辨。为此乾隆历数康熙、雍正和自己的政绩，从古代至明朝，只有汉文帝减免过百姓一半田租，没有哪个朝代像本朝一样多次普免百姓钱粮。在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之际，内外大臣即使有“不肖之心”，也会在大好形势的教育感染之下自惭形秽，改邪归正，有谁还敢“以身试法”?不仅如此，乾隆还发现尹壮图居然将年过七十的老母亲留在云南故乡，不能接来北京赡养，岂不是“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对他这种“不但无君，而且无亲”的“人伦丧失”之人，自然应该撤销一切职务，“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br/>押回北京后，尹壮图被解往刑部受审。乾隆要大学士和九卿大臣责令尹壮图对要害问题逐一交代。审讯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现新的罪证，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之后，还是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公众，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将尹壮图判处死刑，上报乾隆。<br/>乾隆批复此案时，又发了一大通议论。他说：诸位大臣的判决，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壮图如此乖谬不敬，自应按律问斩，即使不马上处决，也应该发配伊犁，以示惩儆。然而，“朕孜孜求治，兢惕为怀。从前彭元瑞呈进《古稀颂》，赞扬鸿业，朕因作《古稀说》，有‘以颂为规’之语。今尹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以上均见《清史列传?尹壮图传》和《乾隆实录》)<br/>乾隆的意思很明白：尹壮图可以肆无忌惮诽谤本朝，朕却宽宏大量地把他看作善意的规劝，对他的宽容，是多么仁至义尽、感人肺腑啊!不过正是有了乾隆的这句“以谤为规”，尹壮图才得以保住小命。<br/>《古稀颂》是南昌人彭元瑞于乾隆七十岁那年进呈的一篇拍马屁文章，乾隆读过之后，极为嘉赏，随后便写了《古稀说》一文。在此文中，乾隆说：回顾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下，年纪超过七十岁的皇帝，一共只有六个。在这六人之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逃难，宋高宗偏安江南，皆算不上英明的君主，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身处开国之初，有武功而无文治，礼、乐、政、刑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其他的就更不用提了。大清朝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都是世上少有的。如今虽没有达到天下大同，但也进入了小康社会。且前代所以亡国者，诸如国家内部有称王称霸的割据政权，外部有强敌的虎视眈眈，还有诸如外戚掌权、女优祸国、宦官专政、奸臣当道，凡此种种，如今一件都不存在。这种安定团结、繁荣富强的大好局面，自然可以说是“古来稀”了。总之，乾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甚为满意，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逊色。<br/>自己既然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皇帝，对尹壮图的卑鄙无耻，心怀恶意，他也就毫不计较，一切“以谤为规”好了，没有必要和其一般见识。他要用对尹壮图的宽大来表明自己的问心无愧和宽宏大量，所以最后他对尹壮图的处理颇能体现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加恩免其治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復。”几个月之后，因内阁侍读职位甚少，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空缺，乾隆可能是担心尹壮图闲出病来，就安排他到礼部担任主事。内阁侍读和礼部主事虽然都是正六品官，也同是负责章奏文移及缮写、校勘等事宜，但内阁毕竟是中枢机构，礼部只是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两者地位是不可比的。乾隆明明又贬了尹壮图一下，却偏要显示自己有一副菩萨心肠，确实使人啼笑皆非。<br/>乾隆将尹壮图从副部级降为正处级，继续留他在京工作，显然忘了自己曾将尹壮图的“恋职忘亲”斥为“人伦丧失”，否则无论如何不会做出这种让他继续与母亲分离的事情来。倒是尹壮图还记着皇帝的“教诲”，便以老母在家，当奉孝为由，十分知趣地辞职回乡去了。后来嘉庆皇帝即使给他平了反，并召他进京准备重新起用，尹壮图还是坚决不领情。他的这一举动，既可视为对腐败政治的极端厌恶和鄙视，也是公开表明他原来的所有认罪，写的所有假报告，做的所有假检查，都是违心的，只不过是在应付乾隆，以逃避更大的打击和惩罚而已。由此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乾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煞费苦心地让尹壮图做反面教员，想通过他的现身说法来维持太平盛世局面，让臣民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以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全都枉费了心机。所以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乾隆戏弄了尹壮图，还是尹壮图戏弄了乾隆，或者双方都被对方所戏弄，真的难以下结论。<br/>不仅如此，尹壮图事件而且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议罪银”制度没有因而被取消，相反却把全国人民的嘴巴给堵上了，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时政发表不同意见，剩下来的只是一片颂谀之声;而清朝的政治，就在这片漫天的歌功颂德的鼓噪中慢慢腐烂，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br/>尹壮图的悲喜剧：<br/>1、尹壮图是一根筋的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br/>2、乾隆要搞臭他，让他做反面教员，他只能老老实实配合。<br/>3、不过再软弱的人，也有倔强的时候，乾隆戏弄他，他也戏弄乾隆，只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br/>4、尹壮图是面镜子，既照出了自己的软弱，也照出了乾隆的卑劣和外强中干。<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