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托孤大臣，诸葛亮废黜李严，真的是因为不和，还是另有隐情？

三国时期有许多著名的人物，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同为托孤大臣，诸葛亮废黜李严，真的是因为不和，还是另有隐情？

章武二年对于刘备乃至整个蜀汉政权来说沉痛的一年，先是皇帝刘备在夷陵大败，蜀汉政权中生代的官员、武将们损失殆尽。随后又在这一年接连损失了三位重量级的人物：首先是一个是司徒许靖，其次是骠骑将军马超，最后是尚书令刘巴。这几个人分别是蜀汉政界、军界的代表，他们的死给本来就不怎么稳定的蜀汉带来更大的冲击，其中对诸葛亮来说最痛惜的可能就是刘巴(刘巴跟随刘备出征，最后病死在了永安)，诸葛亮一直尊重看好刘巴，并把他看成是帝国第一流的人才，现在刘巴死了给蜀汉留下一个问题：谁来接任尚书令?

这时候诸葛亮已经身为丞相并监管尚书台事务，对于诸葛亮来说有一个能力突出并且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接任尚书令当然是最好不过(当然尚书令乃是仅次于丞相的高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历和威望才行)，如果马良不死当然是最合适的(有着多年跟随刘备搞革命的经验，并且极受诸葛亮器重)，黄权也很好(可惜刘大耳一通骚操作人家后路被孙权截断只能投降曹魏了)，不过说到底这个人选最终都必须由刘备来确定。

很多人可能对夷陵之战的战败并不看重，但能够让诸葛亮在《出师表》上说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就能够说明夷陵之战的惨败给蜀汉政权带来多大的冲击。在帝国的南方，那些蛮夷们本来就时叛时降，战败的消息传到了南方后他们更是蠢蠢欲动。

章武三年刚过年，病情加重的刘备感觉时日无多，于是赶忙派人去成都请诸葛亮来永安一趟。诸葛亮得到消息后也颇为不安，于是他即刻动身，在3月赶到了永安。此时蜀汉帝国的尚书令也花开落地——由李严担任，新一任的尚书令火速赶来永安。

接着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时间了，按照《三国志》先主传的说法是“先主病笃，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而《三国志》李严传的说法是“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为什么要把这段都拿出来，因为咱们要搞清楚的是诸葛亮和李严的地位问题，这两位究竟是平起平坐呢还是亮正严副?根据后来蜀汉一系列的发展来看应该是以诸葛亮为主，李严为辅。

李严，三国时期蜀国重臣。军事才能卓越，曾经以五千军士，击溃数万叛军，深得刘备器重。在刘备临终时，李严和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权柄和地位仅在诸葛亮之下。然而，李严最后因为粮草一事，被废为庶民，《三国志李严传》上是这样记载的：

“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乃废平为民，徒梓潼郡。”

上文中的“平”就是李严，因为李严改名叫李平。也就是说，李严当时给诸葛亮做后勤部长，补给跟不上，李严就派人去通知诸葛亮，让他撤兵，还写了书信给诸葛亮;诸葛亮退兵后，李严又跑到后主面前，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军粮那么多，诸葛亮为什么要退兵，想把责任推到诸葛亮身上。诸葛亮后来出示了李严的书信，李严只好认罪，于是被废为庶人。

诸葛亮为什么要废掉李严呢?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严被废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诸葛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诸葛亮故意打压李严。

比如余明侠先生认为，李严完全就是“奸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比如，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军有出兵三路进攻汉中的态势。诸葛亮就让李严率领二万余人奔赴汉中，并让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李严却“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再比如，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兵出祁山，令李严催办粮运。李严的运气很不好，正逢天下大雨，粮草不能及时运达。李严就让人给诸葛亮传信，让他退军。可是等到诸葛亮退军汉中后，李严却大惊小怪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用陈寿的话说，李严是想“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随后，李严又上书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诸葛亮没有办法，只好出具李严前后的书信。李严理屈词穷，只能坦白交代，甘愿受罚。于是，李严被废为平民，迁徙梓潼郡。

不过此事可疑，田余庆先生论述道：

“李严的行动过于乖谬，不符常理，丝毫不像一个素来‘以才干称’、‘有能名’、被誉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在蜀国地居分陕的人所为，颇疑其间另有文章。

就算如此，李严的一系列行为也值得怀疑。比如他“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后一种行为，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李严想要晋升，只好先鼓动诸葛亮晋升。第二种是，李严想陷诸葛亮于不义。不管作哪一种理解，李严都是不怀好意。

此外，李严身上有众多问题。第一，他难以共事。当时民间有句谚语，“难可狎，李鳞甲”，意思是李严身上有鳞甲，碰不得。这句话，《太平御览·江表传》和《三国志·陈震传》都有记载，想必是真。第二，他喜欢挑拨离间。据《通鉴》胡三省注：“谓苏秦、张仪捭阖其说以反复诸侯之间，今李平复为之”(李严于建兴八年，即公元230年，改名李平)。这句话可以和《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正议》的“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相印证，可以采信。李严所行“苏、张之事”，当指他喜欢挑拨新人和旧人的矛盾。

尹韵公先生却认为，李严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他劝诸葛亮加九锡，晋升魏王，在尹韵公先生看来，就是诚心想让诸葛亮难堪。结果，也如李严所料，诸葛亮大为恐慌，不得不立即表明心迹。此外，尹韵公先生认为，诸葛亮是一个权力欲望极盛的人，他排除异己，容不得李严染指最高权力。

诸葛亮依法治蜀，历来受到了众多历史学家的一直推崇。比如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道：

“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再如《三国志·张裔传》称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依法治蜀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二个原因。

第一，诸葛亮想治理好蜀汉，让蜀汉臣民有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法律。

刘璋治理下的益州，秩序混乱，东州集团残害益州人民，政令多有废弃，益州人民颇有怨言。

据《刘焉传》注引《英雄记》：

“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

刘备夺取益州后，法正谏诸葛亮，希望能够宽刑法度，以慰民心。诸葛亮却认为刘璋治理下的益州，法度不严，导致君臣之道，逐渐废弃，积弊甚多。所以现在需要威之以法，使得“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诸葛亮想缓解蜀汉集团内部之间的矛盾。

如前所述，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处于三种矛盾的重重压力下。刘备集团要想在益州站稳脚跟，必须要得到益州人士的支持。但是刘备又不能完全信任益州人士，所以他用人的策略是稳固新人地位，协调好新旧关系。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刘备逝世前，“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诸葛亮执政后，继承了刘备的遗志，他要想缓解解决蜀汉集团内部的矛盾，必须得依法治蜀。只有这样，“新人”和“旧人”才有可能和谐共处。所以我们会发现，诸葛亮惩处官员，一定是新旧兼顾，如废廖立，斩马谡(新人的代表)，徙来敏，废李严(旧人的代表)，就遵循了这样的道理。李严的被废，更是意味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