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揭开越南军队最终服软的内幕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

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

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

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和头痛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凯山探路，阮文灵会晤张大使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我方经反复研究、协调，最后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没想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凯山诚恳承认，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华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

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灵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及时、全面地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十分重视，对阮基石的"小动作"更有切身体会。他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须同中国商量。他还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并未对他发出访华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华，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会见时，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阮基石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估计安排阮基石陪见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让他当面听听总书记究竟讲了些什么，也许此时对他尚存有一线希望，给他一个改变做法的机会。当然，也正因为有阮基石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得更深、更透。

会见结束后，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国内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撤军后柬埔寨对立双方，即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高级会晤。

神秘人士现身使馆出示密笺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干部（黄文欢的儿子）来到中国大使馆，与张大使晤面出示了密笺，并捎来了阮文灵的口信：他决计绕开阮基石，同我领导人直接会面。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大使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

于是，张大使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部长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果不其然，黎德英大将很乐意同大使见面。

21日上午8时，张大使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黎德英同张大使亲切握手、拥抱，连声说，大使什么时间想见他，他都欢迎。张大使开门见山，把黄日新日前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表示大使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黎表示将立即去办。

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我驻越武官赵锐说：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大使作了报告。

成都秘密会晤在获知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后，张大使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29日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大使。张大使向阮、杜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他们内部访华的意见。阮、杜都表示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

30日，国内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国内同意，张大使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张大使从成都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说服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总书记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更是火上浇油，使中越边境越来越充满火药味。

1979年1月27日，即邓小平访问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了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其他国际舆论的报道也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并没有取消他的访美行程。

抵达美国后，中越问题成了各国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这些疑问，邓小平是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而在两个多月以前，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以及途径仰光的时候，也依然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和小霸，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

结束访美行程之后，邓小平开始对东京的访问，在会见田中角荣时他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

但此时美国人却不象日本人那样紧张。一位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说：“美国人很喜欢听到副总理（指邓小平）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面对邓小平的激烈言论，越南并没有恐慌。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此前，当邓小平在美国同卡特谈到“教训越南”的话题时，卡特也曾婉转地谈到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尽管邓小平言辞激烈，处处言谈透露着必教训的决心。但事实上那时候解放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不强。而越军方面1975年越战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手中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以及过去中国的支援。

在这场战役中，中国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

中国军队曾尝试发动联合兵种进攻，但均未成功。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中越边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没有哪一方成为战争真正的赢家。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

其惨烈程度也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总结时提到：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

许多中国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

时至今日，昔日媒体称颂的影响已无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