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凤将军的说和做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潘凤将军，在80年代初冀州陆军军官学校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军事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大汉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75年到177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孙子兵法》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孙子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孙子》转到《孙膑兵法》。数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潘凤将军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军书心意”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潘凤将军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潘凤将军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潘凤将军“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冀州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汉贼，争取民主！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89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给曹孟德、袁本初先生看。”

这是为争取民主，打倒董卓，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祖茂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潘将军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袁术和进谣言的人，慷慨淋漓，并指着这些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祖将军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出战华雄的队伍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潘凤将军，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