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怎样处理通奸罪的？宋朝法律制度简介

宋朝的立法继承自《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宋朝创设“折杖法”，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将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

如此，“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

对通奸罪，宋政府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

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也许我们可以用南宋判词辑录《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个判例来说明：

大约宋理宗时，广南西路临桂县的教书先生黄渐，因生活清贫，带着妻子阿朱寄居于永福县陶岑家中，给陶家当私塾先生，借以养家糊口，有一个叫做妙成的和尚，与陶岑常有来往，不知何故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后来便有人到县衙门告发，称和尚妙成与阿朱通奸，县衙的糊涂判官不问三七二十一，将妙成、陶岑、黄渐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于杖责，发配充军，这一判决，于法无据，与理不合，显然就是胡闹。

黄渐不服，到州法院上诉，主审法官范西堂推翻了一审判决，根据“奸从夫捕”的立法意旨，尊重黄渐的意愿，让他领回妻子，离开永福县。

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却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宋刑统》规定，“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押下灵川交管”，押送到灵川县牢营服役，一审判官张阴、刘松则罚杖一百。

范西堂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通过这一判决，申明了一条立法原则：“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

国家立法，必须顺乎情理，否则法律便有可能成为恶法，具体到通奸的行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确实是有伤风化、为人不齿的丑行，但是，如果男女间一有暧昧之事，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便被人检举，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则难免“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

因此，范西堂认为，对通奸罪的立法，不能不以“奸从夫捕”加以补救，将通奸罪限定为“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

元朝开始尚沿用“奸从夫捕”的司法惯例，但在大德七年，元廷便废除了“奸从夫捕”的旧法，原因是当时一个叫郑铁柯的官员发现，民间有男人“纵妻为娼，各路城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盖因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为之不惮”。

郑铁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按照法律，通奸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官员不能主动出马捉奸，如果废除“奸从夫捕”之法，要求“四邻举觉”，则小民“自然知畏，不敢轻犯”，元廷采纳了郑铁柯的建议，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如此一来，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南宋法官范西堂担心的“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景象，宣告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