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空印案，发生在中国明代初期朱元璋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的大案。此案在当时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并因此诛杀数百名官员，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发生在洪武九年，即公元１３７６年。（一说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方证传》、《郑士利传》记载为洪武九年，同时废丞相是在洪武十三年，案发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证非１５年。）

起因

明朝时每年地方都需派人至户部报告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元时，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中外历史年表》），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一定不会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明太祖朱元璋获知此事后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处罚所有相关官员。

过程

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该空白账册盖有骑缝印，不做他用，户部对此从不干预。洪武八年（１３７５）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下令严办。致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

处罚

《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后来的处罚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明代的省级地方机构有三个，即布政司（掌民政与财政）、按察司（掌司法与监察）和都司（掌军政），三司分权，互不统属。

往下的地方机构府州县，都是由布政司这个系统下来的，跟其他二司没有关系。按《明史．刑法志》的记载，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即地方上的监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

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看来，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杀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袭旧称。

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刑法志》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说　“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争议

发生时间

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有几个不同说法，一说为洪武九年（西元１３７６年），一说为洪武十五年（西元１３８２年）。　《明史‧刑法志》里记载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后追述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又载户部核查的名目是“钱粮、军需诸事”。所以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的说法可能是来自于《明史‧刑法志》的记载。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郑士利传》传中记载“时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叶伯巨传》记述“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叶伯巨在此时上疏，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国榷》中记载这次星变的时间，是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初，由此可推算郑士利上疏是在洪武九年。方孝孺也在《叶郑传》明确记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

由于《明史》本身的记载前后并不相符，因此很难单就其记述来确认空印案发生的时间。　在方孝孺《先府君行状》里记载其父方克勤“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因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程贡诬陷，发到江浦服刑。服刑将满一年即将释放之时却又发生了空印案，再度被牵连，于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先府君行状》）。因此将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推定为洪武九年九月是较为恰当的。

又《叶郑传》文中技记述“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郑士利后来为此上疏，由丞相将上疏交御史大夫转达御前，由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明太祖朱元璋已宣布废相，郑士利可将上疏交由宰相转达，由此可推断空印案不可能发生于洪武十三年之后，因当时已无宰相一职。

受诛人数

空印案与郭桓案中遭牵连诛杀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提到“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方孝孺在《叶郑传》提到，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为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余辈”的其中一个。郑士利在案发之初就想上疏，但为了避免受人怀疑是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郑士原出狱之后才敢上疏，就是为了替留在狱中的死囚申辩。在《叶郑传》文末提到郑士利失败，朱元璋还是“竟杀空印者”。　郑士原任官湖广，却因从前任河南任内之事入狱，说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逮捕官员。所以被逮捕的人数其实也不过数百人之谱。全文末也未提到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逮捕行动。且在这数百人中还有部份是被充军而非处死。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而一般所称的数万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几个大案推测而来的。　明朝之初整个官员阶层的人数并不多，而经手空白盖印文书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数万人来推算，官员人数应该会严重不足，造成政务运转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难，这也不可能会是朱元璋所乐见的。

评论

郑士利对于空印案的申辩与批评，有以下几点：第一，官方文书要有效，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而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印，是不能用来为非作歹的；第二，钱粮之数，必须县、府、省到户部，级级往上相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一个确数，而如果“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那么就必须返回省府重填，势必要耽误时间，所以“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现在杀空印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四，官吏们都是经过数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这么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第二条提到“先印而后书”，也就是“空印”，《中外历史年表》说：“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

《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说，这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发运时的数字肯定跟户部接收时的数字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并不事先知晓，只有到了户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官吏们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就地填写实际的钱粮数字。

《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看法是：“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诚然如此。朱元璋在求言诏中是这样说的：“迩来钦天监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日思。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於戏，于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若假公济私，□（此处落一字）贤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